组建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不再担任红四军政委和军长,接替朱德的是林彪,而接替毛泽东的是潘心元。毛泽东对潘心元的高度认可,恐怕不只是在张家坊遇险潘心元舍身相救,更多的是认可他在革命史的贡献,比如他带领浏阳工农义勇队攻打长沙,可以说得上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历史上“第一枪”的权威说法是南昌起义,百度百科上说的是:八一南昌起义,又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如果不加某些“定语”,南昌起义最多只能算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枪”,而比南昌起义更早的是,5月31日浏阳工农义勇队攻打长沙,7月中旬赣西四县农民自卫队攻下江西永新县城,这两次武装行动,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不过是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和第二枪。
浏阳工农义勇队攻打长沙一事,缘于许克祥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当时湖南省委和湖南省农协决定组织工农武装教训一下这个叛变革命的许克祥,组织了十万农军攻打长沙。浏阳接到通知后,县委书记潘心元和县长邵振维亲自指挥组织,机关只留两个人在城区值班,其他同志都下乡动员,很快组织了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按省里定下的时间打到了长沙城,与许克祥的部队发生的激烈的战斗,不但打进了长沙城,还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和排长。后来在城区碰到省委主要领导,说是中央会来调解,农军攻打长沙计划取消。于是浏阳工农义勇队撤出长沙,再后来参加秋收起义,成为工农革命国第一军第一师三团的主力,也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那个团。
正如后来潘心元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一样:
浏阳农民之围攻长沙,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决不因失败而减少。它确实是对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的答复,它确实是对可耻的机会主义反响的呼声、它确实是成为湖南革命退兵时之英勇的一战,洗去了不少耻辱。
正因为如此,浏阳农军这次的扑城壮举,后来被共产国际得知后,曾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评价,从而被载入史册。(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英魂——潘心元传》)
而赣西农军攻打永新一事,也是马日事变之后,江西永新县国民党右派发生反革命政变,农军总指挥贺敏学等被反动派关押,永新县党组织派人分头与宁冈、安福和莲花三县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取得联系,于是袁文才、王佐率宁冈农民自卫军200人枪、杨良善率领莲花农军,王新亚带领安福农军,在永新农军配合下,于7月下旬攻下永新县城,救出了贺敏学等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随后成立了贺敏学为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为副主席的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的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集结在永新县城的四县农民自卫军。8月4日,在国民党数团兵力向永新县城进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永新再度沦陷,为保存革命力量,三县农民武装相继撤离永新县。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和王佐就带着永新和宁冈农军上了井冈山。王新亚带领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200余人,加上原来打算攻打长沙的萍乡工农义勇队100多人一起,于8月中旬到达安源待命。后来这支队伍成了秋收起义二团主力,王新亚是二团团长,他带领部队打下了醴陵和浏阳两个县城,为秋收起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王新亚在安福时间较长,跟贺敏学袁文才他们比较熟悉,对井冈山又比较了解。后来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向井冈山,直接原因是宋任穷带来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一封信有这方面的建议,间接原因恐怕也跟王新亚有些关系,他们在安源研究起义时他向毛主席介绍过这方面的情况。
这两个事,一个发生了5月31日,一个发生在7月下旬,都是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而且,我们说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也就是要从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建制的工农武装集团,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军事行动,而且这个行动应该是主动的,自觉的,在党的领导下的。用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浏阳行动和永新行动,而且称的上“第一枪”和“第二枪”。难能可贵的是,攻打长沙城的浏阳工农义勇队成了秋收起义三团的主力,攻打永新的农军成了秋收起义二团的主力,他们的“第一枪”的意义不可埋没。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之下,那样低劣的装备,敢于向强大的敌人打响“第一枪”,无异于沉闷的空气中一声炸雷,对于唤醒民众的意义,对于武装反抗的示范,更是不可低估。
是他,改变了秋收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