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同志题写的这首小诗，将遵义会议的图卷徐徐展开，生动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并因此而彪炳史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与会者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高级将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开了整整3天，阐述、争辩、批评、自我批评，斗争中两条路线是非分明。3天里，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根据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展陈的陈云手稿记载，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

遵义会议的召开，让中央红军结束了长征以来“左”倾错误的阴霾，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迎来了走向胜利的曙光。

《红星报》最早记载遵义会议

80多年的时间里，遵义会议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有这样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

为了了解这个过程，记者采访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国内著名的遵义会议研究专家费侃如先生。

费侃如介绍说，1935年2月28日，红军野战部队还在追打仓皇南逃的敌人时，《红星报》工作人员随军委纵队第二次进驻遵义城。为庆祝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鼓舞广大指战员斗志，办报人员一放下行装，立即开始采访组织稿件，编辑人员着手这一期报纸的编排问题。3月4日，第十一期《红星报》在遵义与红军指战员见面了。

这张报纸仍是四开张，单面刻印，版面是竖排。第一版通栏标题为“继续克复桐梓遵义英勇作战的精神消灭敌人，打胜仗赤化贵州！”社论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社论中指出，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即李德——编者注）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在党中央与中革军委正确的军事领导之下，我们发扬了运动战的特长，六天之内击败了20余团敌人，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敌人……”

这是第一次见诸于文字的关于遵义会议的报导。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在红军长征中，《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惟一报纸。遵义会议以前，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编辑，遵义会议以后，由陆定一同志负责编辑。《红星报》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

遵义会议曾只是个抽象的结论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决议是这样写的: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

这个决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文件，难免抽象。费侃如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遵义会议的宣传和人们对遵义会议的认识，都仅限于这个抽象的结论。

陈云手稿帮助弄清真实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遵义会议的情况做了专题调研。中央档案馆中所存的一批文件移交到这个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除了原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以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据费侃如向记者介绍，1957年在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批档案被移交给中共中央档案馆。现命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文件就是其中的一份。但这批文件一直压在中央档案馆，只有包括当时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和几个经办的同志看到过。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文件交给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多方调查求证，陈云同志证实此文件系他本人所写。根据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以及委员会同志们多方求证，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终于得到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此次调查的成果及许多原始文献，被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5年，以《遵义会议文献》为名，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费侃如介绍说，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认识，基本还是来自于当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那次调查。我们在本文的后面，将把这次调查的一些结论再次提供给读者。

没有共产国际顾问指导的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中央早有高度的评价，本不需我们这里多说，但是我们的采访对象费侃如先生对此还是有一番感慨。

费侃如说，正如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除此之外，遵义会议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顾问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这个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此时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已失去了影响力。

费侃如向记者介绍说，虽然遵义会议并没有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但这是毛泽东为了尽可能团结大多数同志而做出的选择。事实上，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是被大多数人拥护了的，在当时的党和红军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人心中，也是明确的。这也是历史的真实。

突然消逝的电波

1934年10月5日，上海法租界。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惊碎了深夜的宁静。

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特务和警察突袭了位于法租界麦琪路34号的一间普通小洋楼,这里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据点，在这里，他们逮捕了四五名共产党员，并发现了共产党的资料和文件。

为了逮捕更多共产党员，尝到甜头的国民党密探没有立即撤离，而是守株待兔，秘密监视此处的一举一动。

10月7日，他们就又成功抓获了另一名化了妆的共产党员，经过审讯，这名共产党员供出了地下党的秘密无线电台的位置，就在公共租界的122号房。

10月8日晚，国民党警察对122号房进行了突击搜捕，除了找到3台短波无线通讯电台，更重要的是，他们抓获了1名负责电台维护的技师。面对酷刑，这个人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另一台大功率无线电台的的位置。

两天后，也就是10月10日，这部大功率无线电台被起获并捣毁，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电台，而是当时中共唯一可以和莫斯科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是总部位于莫斯科的，由俄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二十世纪，包括中共革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向李大钊和陈独秀提出建党建议。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当时参加会议的就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第三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由于没有大功率电台，中共中央只能通过上海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络，用以联系的，就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那台大功率秘密电台。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上，发生过多次重大转折，其中一次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3年10月，蒋介石动用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次，老蒋吸取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消耗红军的力量。此时的红军只有区区八万余人，如果硬碰硬，红军肯定会吃亏。因此，反围剿一开始，毛泽东就建议开展游击战争，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却强烈反对，他们自认为在苏联学习了良好的军事理论，压根就看不起毛泽东的战术。

1934年10月10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一败涂地，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红军长征以前，中共和红军的所有事情，都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和同意，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也一直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之中。由此，一批没有经历农村革命、没有在红军带兵作战经历的留学苏联的学生领袖进入了党中央，包括王明、博古，他们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

10月5日上海电台被破坏前，博古、李德给苏联发了最后一份电报，提出为保存有生力量，准备放弃苏区，实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共产国际回复同意，这是长征前来自共产国际的最后一次指示。

因为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直接锐减到三万余人，简直遭遇了灭尽之灾。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会议一开始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总结，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决策进行批评。经过激烈争论，遵义会议除了剥夺了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权，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最主要的是把毛泽东选进了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一个特殊的原因，是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我们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没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红军突然进入到一个权力“真空期”，博古和李德都是纸上谈兵，未来红军的命运如何，他们也不知道。

对此很多人不解其意，但它至关紧要。因为我们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像召开遵义会议这样的大事，作出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决策，特别是中央领导的调整和变动，按照组织原则，都必须先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其批准。

但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部队正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命运攸关，况且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无法请示，那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我们党自己开会，作出关系自己命运的正确决策，理所当然，无可指责。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此时共产国际才发现，在这失联的时间里，中央红军竟然已经从江西跑到了陕北，而且红军内部领导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并且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武装斗争。

纵观古今中外的发展史，可以说，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都是偶然性催发的。遵义会议原本是无法在未得到上级共产国际的批示下召开的，但就是恰巧国民党特务捣毁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中共恰好可以先斩后奏，及时扭转军事路线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真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如果，蒋介石能穿越一次历史，亲自看看这件"小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最终结果，估计会大骂一小时的"娘希匹"，再下令把那几天里参与行动的警察、特务们，统统拉到黄浦江边枪毙。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是我们党走向独立自主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朱德在遵义会议前后的群众工作

朱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积极作用。在遵义会议前后，他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既颁布了严厉的军纪，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又深入群众、动员群众，忠实地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

慈祥护雏的“伙夫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的长征之路。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已年近半百，但为了节省出几名强壮的战士充实作战部队，他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一匹驮行李、文件。在行军中，他的那匹马实际上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驮伤员。

在行军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枪、挑挑子。看到哪个战士走不动了，他便上前打个招呼，扛起枪就走。有一次，他扛上战士的枪走了一段路，便坐下来同战士谈话。后面走上来几个战士，见他岁数大，又不像个官，把他当成炊事员，叫他“伙夫头”。到了一个地方宿营，这几个战士叫他烧碗开水喝，他马上起身找锅烧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那几个战士说：“他是我们的朱总司令。”大家听了一怔，心里直打鼓，然而朱德仍然笑盈盈给大家烧水喝，很多红军战士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慈祥护雏的父亲。

严明军纪的“红军之父”

朱德被人们称为“红军之父”，一方面表现在对士兵真挚的爱，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老百姓真挚的情。通道转兵后，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朱德早年在云南的军阀中当过兵，熟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他指示红军总政治部以中革军委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耕牛等条令。在进入遵义城前，朱德严令在战场和打土豪中一切缴获要归公，不准私自打埋伏、发洋财，谁若违犯，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坚决追查，严肃处理。在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中，他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中央红军，对部队的纪律要求更加严格，更注重对老百姓的秋毫无犯。

1935年2月2日，红军行至四川省叙永城外营盘山时，又饥又饿，看到一片橘林，硬是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个，大家只有“望橘止渴”。红军四渡赤水途经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张世鲲家时，张世鲲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煽动下，他的家人全都跑出去躲藏去了。当红军离开后，他的家人全部回来，发现香炉里有几个银元和一张条子，条子上说：吃了你家两百斤谷子，因为主人不在家，所以就把钱留下，给你放在这个香炉里。当时几枚银元的价值是能够买上千斤稻谷的，张家人感激不尽。这与国民党军队烧杀抢掠形成鲜明的对比。

心系藏民的“活菩萨”

1935年8月，朱德率领左路军到黑水、芦花一带，藏族同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都躲到山里去了，把一片成熟的青稞麦留下来不敢收割。朱德看到这一情况，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并组织部队替藏族同胞抢收青稞麦。朱德头顶烈日，脚穿草鞋，带头收割麦子。他特意告诉大家，收割的麦子要放在原地块里，不要放错，以便藏族同胞回来认领。藏族同胞站在山上看红军在自家地里收割麦子，以为红军要把麦子拉走。当他们看到红军把麦子收割好后，又放在原地垛好，就打消了恐惧和疑虑，纷纷跑下山来向红军表示感谢。

为了等待红二、六军团北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上等待了整整4个月。1936年4月，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就发动部队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民把地种好。他在动员会上讲：“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民同胞对我们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和大家一起干活，把许多事留到晚上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村落里重新喧腾起来。就这样，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红军的感召下，藏民纷纷返家，并积极参加红军在藏区开展的各种革命活动。他们称红军为新汉人，称红军首长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1935年8月，阿坝地区2000多名藏族青年加入了红军。在这期间，藏族同胞向红军捐献了1000万斤粮食、20多万头牲畜，为红军渡过饥饿奉献了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