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苏区红色故事：毛委员还菜钱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转战赣南。当得知井冈山根据地已经失守，原定的内外线配合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计划已无可能的情况下，红四军前委决定沿闽赣边界向南游击。3月7日，红四军由广昌进入石城，3月8日下午来到了石城西南边陲大由乡罗田村。

队伍还没有到达罗田前，罗田的老百姓受当地土豪劣绅反动宣传的影响，大都跑到山上躲藏起来。红军抵达后，立即展开宣传教育工作。在红军的热情宣传教育下，百姓们很快打消疑虑，纷纷下山回家。22岁的贫民潘德高下山后，看到宣传队的战士们一个个和蔼可亲，顿时放下心来，也与红军战士们攀谈起来。听说警卫连事务长要采购青菜，潘德高把他们带到自家菜地，拔了13斤大蒜、22斤白萝卜。事务长拿出一块大洋菜钱塞给潘德高，这下德高可不答应了，无论事务长怎么塞，硬是不接。事务长也没法子，只好抬着青菜回去了。

晚饭的时候，毛委员吃上了又香又嫩的大蒜和白萝卜，便问事务长：“这（菜）多少钱买的？真好吃！”事务长一时给问住了，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难道没给老乡菜钱吗？”毛委员盯着事务长一脸严肃地问到，事务长低声回答：“不是我不给老乡菜钱，是老乡不肯收！特别是当我们提到我们是朱毛红军队伍的时候，老乡硬是不收，还说要是能见一见毛委员那就好了！”“还有这事？”毛泽东满脸狐疑问到，接着说：“不管怎样，明天我们必须把菜钱还给老乡。

   第二天一大早，事务长找到潘德高，要把菜钱给他，可是潘德高硬是不收，并表示希望能见毛委员一面。见情势僵持不下，事务长只好回去把情况告诉毛委员。毛泽东听了，二话不说拉着事务长就来到潘德高家里，亲手把菜钱交到了潘德高手中，并告诉他，红军是一支有规矩讲纪律的队伍，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朱德：“愿意革命的，跟我走！

那是血雨腥风的1927年初冬，乌云笼罩着闽赣大地。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等率领起义军余部，沿闽赣边境转移。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前途渺茫，士兵纷纷离队，许多高级军官也不辞而别，团以上军官只剩下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三人，部队从1500多人锐减至不足千人。前途在哪里？出路在何方？一时间，部队中弥漫着浓重的悲观、绝望情绪。

10月中旬的一天傍晚，起义军经会昌筠门岭到达安远天心圩。这个只有200来户人家的小圩镇里，家家关门闭户，偶尔有人出现，也总是仓惶四顾。这种格外寂静、诡谲的气氛，给起义军官兵的心里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

第二天一早，队伍来到天心圩河滩上，近千号人马散散落落，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议论纷纷。陈毅受朱德之命，高声宣布：“站队！站队！”喊了半天，没有人响应。朱德见状，连忙上前，站到了陈毅身边。紧接着，王尔琢等人也跟了上来……

队伍稍作整理后，只见朱德跨出队列，神情严峻地朝着队伍说道：“同志们，我是第九军军长朱德，今后，这支队伍就由我和陈毅领导了！我们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失败是暂时的，革命的旗帜是永存的。我们要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走到底！现在我宣布：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的不勉强，可以回家。但是，武器必须留下，因为那是同志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人群中立即引发阵阵骚动。朱德双目炯炯发光，语气是那样的沉着冷静又铿锵有力：“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走，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我们现在的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开始虽然失败了，但是1917年，革命终究成功了。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认清前途，不怕挫折，积蓄力量，坚持斗争，中国革命也会再一次出现1917年那样的奇迹！”

紧接着，朱德分析了军阀割据的形势，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种种疑问，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朱德精辟的分析，坚定的革命信心，如中流砥柱，一下子稳住了部队，士兵们纷纷投以敬佩的目光。

这支部队进入赣南以后，经过安远整顿、信丰整纪、大余整编、崇义整训，增强了战斗力，井冈山“朱毛”会师后，成为了红四军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开国将帅都是从这支部队中产生的。这正是：大浪淘沙见英雄，砥柱中流立奇功；燎原星火冲天起，乾坤翻转天地红！

蛛岭山冈一株桃

“我们大家来暴动，消灭食人虫；农村大革命，大家都主动。杀土豪，斩劣绅，一个不留情；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

1931年的春天，嘹亮的歌声响彻在整个罗霄山脉，而教姐妹们唱这首《暴动歌》的年轻妇女，就是刚刚新婚不久的何桃英。

何桃英，出生在上犹县一个贫农家庭，大胆泼辣，喜爱唱歌，性格恰如山桃花般艳丽。1930年5月，上犹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暴动失利，刚刚建立的上犹工农民主政权夭折，一个个领导者被捕入狱，杀头暴尸，整个上犹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那年，16岁的何桃英嫁给了钟声厚。新婚之夜，钟声厚面色凝重地告诉妻子：“我是党员，我还要组织暴动，你怕不怕？”贫农出身的何桃英深知丈夫做的是为穷苦人民谋幸福的大事业！她望着丈夫，坚定地说：“今日嫁过来，我就是你钟屋的人，你即使坐班房，我会给你送牢饭，你砍脑盖壳，我披麻戴孝替你收尸！”

新婚不久的她跟随丈夫积极参加全县的第二次武装大暴动。暴动成功后，丈夫钟声厚担任庄前村党支部书记兼乡革命委员会主席，她自己则担任乡红色宣传员。为积极宣传暴动，宣传革命，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她自编了一首首山歌在营前各地宣讲传唱！

1931年11月，上犹县第一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门圩文昌阁胜利召开，何桃英和丈夫一起被选为上犹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作为唯一的女执委，她分工负责全县妇女工作。从此，她便带着另一名女工监督罗运娣每日爬山过梗，走村串户，全身心投入到妇女解放事业中。每次出门，何桃英总是自带番薯芋头当干粮，番薯芋头干涩难咽，她便就着冰冷的山泉水囫囵下肚。天黑了，漆黑的山路寸步难行，她便点燃松光篮子赶路。生病了，她便刮一身痧，摘几片布荆叶，贴在太阳穴上，又忙碌起来。

她组织了妇女洗衣队，每天到上寨红军医院为伤病员洗衣换药，还经常帮忙采摘草药。时任红三军团总司令的彭德怀对何桃英组织的洗衣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她成为全县妇女的一面旗帜，为扩大红军队伍多做工作。

彭德怀同志的鼓励，让何桃英的心更加热血沸腾。她一边组织农村妇女参加识字班，一边鼓励童养媳们解除契约，自由恋爱，同时还不忘彭德怀同志的嘱托，积极参加“扩红”工作。在1932年的红五月扩红运动中，她充分发挥妇女的优势，动员了上犹苏区400多人参军，并在上犹、崇义两县动员妇女们奋战一个月，赶做了三万五千双军鞋送给即将出征的红三军团将士。

1932年6月，红三军团部队离开上犹。8月13日，敌粤军、湘军包围营前，身怀六甲的何桃英在组织转移时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更是亲眼目睹昔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妇女干部们一个个惨死在眼前：宣传队长陈官娇的手脚被马钉钉在墙上，慢慢流血而死；洗衣队长钟春娣被敌人用棍棒活活打死；经常和她走村串户的女工监督罗运娣被敌人用石头砸死……战友们的鲜血染红了她的双眼，她怒骂着，嘶吼着，悲痛和愤怒占据了她的身心，但她毫不屈服，视死如归。气急败坏的敌军竟将她开胸剖肚残忍杀害！锋利的刺刀无情地划破那微微隆起的腹部，鲜血喷涌而出，年仅18岁的何桃英，还来不及享受为人母的喜悦，便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杜鹃啼血，山河呜咽，罗霄山脉在悲啸！转移到湘赣苏区的钟声厚听闻妻子遇难，悲痛欲绝，心如刀割。而后在1933年参加永新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夫妻双双为革命事业付出宝贵年轻的生命。

后来，人们含着泪在何桃英生前经常出入的蛛岭山冈种下了一株山桃，寄托无尽的哀思。而今，每到春天，蛛岭山冈的向阳坡面，山桃花开，窈窕多姿，灿若蔚霞，像极了何桃英那如花的笑颜！

他们“为保卫苏区而战”

那是战火纷飞的1933年底,中央苏区军民正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苏区人民的胜利果实。为了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生死搏斗,粉碎反革命的“围剿”,补充红军兵源,扩大红军部队成了当时党、政、军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长汀苏区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把自己优秀的儿女送去当红军,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年冬,叶剑英重任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后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年底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当时军区司令部驻地在今长汀县大同乡的师福村。中坊村是驻地在河田的长汀县委、县苏所辖的河田区委、区苏下辖的一个村。

这年底的一天,叶剑英司令员风尘仆仆地来到河田检查扩红情况。县委负责人向叶剑英司令员汇报了长汀县扩红的情况后特别讲到有一件感人的事,即中坊村的老贫农郑俊义,在扩红中表现很突出,他想送儿子当红军,因为年纪小不合格，就主动在乡里积极宣传扩红。在乡里的扩红大会上,经他动员的侄儿领头报名当红军。在他的带动下,只有十多户人家的中坊村,一下子就有20多个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叶剑英听完汇报后,对长汀县委、县苏在扩大红军工作中作出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表示满意。特别对郑俊义积极扩红的事迹给予高度重视,他高兴地对县委负责人说:“这是扩大红军的模范,要做一面奖旗送给中坊村,要表扬郑俊义同志”。

叶司令员的话既是对中坊村的赞扬,又是对长汀人民的极大鼓舞。县委的同志很激动,忙问:“叶司令员,奖旗上写什么字好?”叶司令员想了想,说就写“为保卫苏区而战’,好不好?”这句话,正表达了苏区军民团结战斗,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围剿”的决心,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太好了”。

在扩红运动中,叶司令员踏遍了福建苏区的山山水水。一天,他又来到了河田,长汀县委县苏会场正准备召开全县扩红大会。

叶司令员在会上热情赞颂中央苏区军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一至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分析每一次反“围剿”的严峻斗争形势,讲述了扩红运动的重大意义,赞扬中坊村的模范事迹,特别表扬了老贫农郑俊义。

最后,叶司令员号召说:“我们要为保卫苏区而战!”

叶司令员讲完话后,面带笑容走向台前,给中坊村授奖旗,并与郑俊义热情握手。会场上军民情绪高昂,发出一阵阵口号声:“为保卫苏区而战!”“勇敢的工农当红军去!”

一石激起千重浪,中坊村扩红的模范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扩红运动的深人开展。涌现了无数兄弟争当红军,父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奖旗先由区委特派员荣生同志保存,后来他要调到补充团去,便交给郑俊义。郑俊义手捧奖旗激动而郑重地对荣生说:“我一定会把它看成自己的生命一样,请放心吧!

红军长征后,中坊村和整个中央苏区一样,受到严峻的考验。那时,只要国民党反动军队和还乡团搜到有一点嫌疑的东西,如革命标语,书籍和物品,都要遭殃。

但是,郑俊义毫不畏惧,他要实现自己的诺言,把奖旗视作自己的生命,他把奖旗用油纸一层一层包好,藏到瓮子里,放上稻种,不知有多少回深更半夜,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把它转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不知有多少回,他怕旗子虫蛀霉烂,借着从屋顶天窗上透下来的阳光偷偷地曝晒。看到这奖旗,他就象看到党和毛主席,就想起授旗的叶司令员。盼啊盼,终于盼来了1949年全国解放。他在建国后,亲手把这不平凡的奖旗上交给党和人民政府。

丘展鹏：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

1927年夏，东石地区兴起农民运动，在当地共产党员曾庆禄等人的影响和引导下，丘展鹏积极投入农民运动。

1928年5月，石北乡农会成立，丘展鹏被选为乡农会副主席。此后他与曾庆禄一起，一面搞好教学，一面领导农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壮大农会组织。当月，农会就发展到40多人。8月，中共灵水支部成立，曾庆禄任书记。此时，丘展鹏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得到了党组织的信任，由李巴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灵水党支部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工作。

1929年3月，中共东石区委成立，曾庆禄任书记，灵水党支部书记改由丘展鹏担任。这时，毓秀学校已成为县委的活动据点，曾庆禄以毓秀学校校长的身份，趁学校升办完全小学需增加教员的机会，聘请丘展鹏等为毓秀学校教员。丘展鹏与曾庆禄等人密切配合，使石北乡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4月，县委召集会议地址由毓秀学校转移到河头太阳寨陈学生家中。5月，县委机关又由陈学生家转移到灵水树头塘丘展鹏家中。丘展鹏被提升为县委委员，并负责总交通。

同年9月11日晚，石北乡苏维埃政府在毓秀学校成立，曾庆禄为主席，丘展鹏为副主席。丘展鹏等人经常组织农会会员、赤卫队员出入于敌人的封锁线，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还在学校公开排演白话剧。丘展鹏亲自排练白话剧，演出前后向群众发表宣传讲话，鼓舞群众斗志。当地土豪劣绅惊呼：“石北是共产党的天下，全乡都赤化了！”敌人又怕又恨，千方百计镇压石北乡的农民运动，到处悬赏通缉曾庆禄、丘展鹏等。丘展鹏只得转入隐蔽活动，白天离开学校，到上举和本地刁坑里等地躲避通缉，晚上返村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红四军挺进平远前夕，中共平远县委召开了紧急会议，部署做好迎接红四军来平远的准备工作。为贯彻会议精神，4月13日，丘展鹏与李巴林、曾庆禄、黄荣章等在曾达光家中开会，研究布置迎接红四军来平远有关事项，遭到国民党平远县警中队包围。在突围时，丘展鹏身穿白上衣，往坑尾的大路跑去，有意把敌人引走，掩护其他同志撤退。果然，敌人便朝他追去，就在这关键时刻，他失足跌倒在田坎上，被敌人追上，敌人用枪托对准其头部连续猛击，他不幸被捕。敌人气势汹汹地问：“你是谁？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丘展鹏镇定地回答：“我是丘展鹏，就我一个人。你们要抓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

丘展鹏被捕后，被押到畲脑村显祖学校审问。国民党平远县县长罗俊超先是威逼利诱、封官许愿，妄图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的秘密。可是，丘展鹏守口如瓶，气得罗俊超暴跳如雷，下令严刑拷打，将丘展鹏倒吊在大神坳的一株古树上，并在其颈部系上装满石头的菜篮，吊了又放，放了再吊。

敌人以为如此折磨可以达到目的，但是，丘展鹏视死如归，自豪地说：“你们可以把我处死，但是革命自有后来人！为革命而死无上光荣！”罗俊超无计可施，只好下令将丘展鹏杀害。临刑前，丘展鹏面不改色，大义凛然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丘展鹏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牺牲时年仅34岁。

苏区故事“一篮鸡蛋！”

住在乌石垅（瑞金沙洲坝）时，周恩来跟周围老表的关系十分亲密。有个杨老太就多次送鸡蛋给他补身子，不过都被他谢绝了。眼看周副主席日渐消瘦，杨老太心里好不难受，总想用个什么法子让周副主席收下鸡蛋才好。

一天，她忽然想起做“公家事”的女儿，觉得女儿比自己能干，肯定能想出主意办成这事， 就把女儿找来商量。杨老太女儿 小杨年方十八，是村里的妇女代表，做工作有股子冲劲，又有套子水磨工夫，确实能干。听母亲说过事情原委，她心里已有主意，交代 母亲如此这般行事。

一天黄昏，杨老太母女提着一篮鸡蛋兴冲冲来到军委机关。小杨看见周副主席还在办公，就冲他喊了声：“报告！”周恩来一看是杨老太母女，连忙起身招呼她们坐下，又倒茶招待她们。

母女俩坐下后就开“ 磨”起来。一个说：“周副主席真辛苦。”一个说：“周副主席瘦多了。”一个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周副主席可不能光顾工作不顾自己。”一个说：“那得吃些鸡蛋补补才好。”一个说：“正好我们家几只鸡婆都在 生蛋。”一个说：“那怎么吃得了？”

周恩来津津有味地听着母女俩的“相声”表演，待到她们暂停时就笑道：“看来你们是要我帮着消化这 些鸡蛋啰？”小杨见有门儿，忙说：“这样最好，你帮我们避免了浪费，又让我们了却了心愿，两全其美、两全其美呀！”周恩来不愿拂了她们的好意，异乎寻常地作了个决定“：好，我收下这篮鸡蛋！”母女俩好不高兴，放下篮子就要回家，却又被周副主席叫住。

“小杨，我完成了你的任务，你也给我完成一个任务，行吗？”“行，保证完成！”“那好，你把这些钱给你妈收好。”

小杨这下犯难了，竟不知怎么说怎么做才是。还是杨老太临阵不慌，装着不高兴的样子说：“ 周副主席，我们可不是来卖蛋的，再说就算卖，这几个蛋也值不 得这么多钱嘛。我收了你的钱， 不就成地主剥削你了？”

周恩来笑道“：杨老太，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你们不能让我犯纪律啊！你给我蛋，我给你钱，这叫买卖公平，没有剥削的事。钱不多，我算过的，你就踏踏实实收起来。不然的话，这买卖怕是做不成哟。”杨老太知道事情只能到这地步，再磨下去反而耽误了周副主席，便和女儿辞别回家去了。

送走杨老太母女后，周恩来叫来警卫员，把鸡蛋分作几份，一一给其他几位首长送去。

苏区干部好作风

1934年3月，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苏区政府财政极度紧张。为了减轻苏区政府负担，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倡议家里分了田的政府工作人员自备一个月伙食；家里没有分田的工作人员，如果家里有粮的也可以自备伙食。

消息发布后，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代理部长胡海带头报名响应。他写信回家，请家里人送一个月伙食来。在他的带头下，中央机关很多同志纷纷报名，自带伙食来机关上班。在中央机关带动下，苏区各省、县、乡机关工作人员，也都积极响应《红色中华》号召，自带伙食来办公。

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带头从兴国县家中背米，不要公家发伙食费。他在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大会上郑重宣布，自己自带伙食“一直到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止”。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也自带干粮办公。他让夫人蔡畅缝了个马褡式的米袋子，一头装着纸笔文件，一头装着个草编的“饭筲子”和一包米。到兴国县去调查时，区乡干部要安排他吃饭，他就掏出“饭筲子”，装上一些米，让老表煮饭时捎带煮熟。在兴国县工作期间，他一直同兴国县基层干部一样，自带干粮到基层调查研究，现场办公。

在他们的带动下，江西省、县、乡等苏区政府的许多机关工作人员开始自己带伙食来上班。1933年7月，兴国县还在全苏区率先发出倡议，凡是家在苏区的干部自带伙食办公。这则倡议获得了公略、万泰、赣县、瑞金等县的积极响应，迅速使自带伙食运动扩展到整个中央苏区。

“甘做共产主义铺路石”

在为革命牺牲的数百万革命烈士中，由毛泽东亲自题词纪念的，为数并不多，而赣南寻乌县的革命先驱古柏烈士就是其中一位。

1925年11月间，年仅19岁的古柏在广东梅县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日益恶化，他不怕艰险，仍然在梅县和家乡寻乌开展革命工作。

有位好心的长辈，非常担心古柏的安全，曾劝告他说：“自古以来，时代之变迁，政党之初期发展，一定要牺牲不少青年，为党铺平道路，党之主义才能实现。难道你愿意做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吗？”

古柏听后，坚定地回答：“我愿意这样做！没有铺路的人，哪有康庄大道可走？”

这位长辈听后非常惊奇，又问：“难道你不怕死吗？”

古柏从容地回答：“信者不惧！”

正是因为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古柏和他的战友们一起，于1927年冬在寻乌县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1928年3月25日，又参与领导了寻乌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敌人四处搜捕古柏等暴动领导人，屠杀了一大批革命群众。他没有气馁，没有灰心，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不久就领导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创立和发展了寻乌红色区域，并担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

1930年5月，古柏协助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深得毛泽东信任，随后被调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长。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一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正确路线一定会战胜错误路线，革命道路再曲折，也一定会胜利，因而始终积极工作，勇敢战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奉命留在赣南打游击。1935年3月5日，他在广东龙川县上坪镇的鸳鸯坑向游击队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被敌人包围，为了掩护同志们突围，不幸壮烈牺牲。

为了深切悼念古柏，1937年秋，毛泽东亲笔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毛泽东的题词，连同古柏的丰功伟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光耀千秋。

中央苏区“红小鬼”

1929年7月，共产党员罗化成领导了福建长汀南阳区的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当时年仅13岁的陈丕显就担任了南阳区石连乡儿童团主任，后任区儿童团团长，肩负领导全区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等任务。

陈丕显虽然年纪小，但革命热情高，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对儿童团的工作认真负责。

1929年10月的一天，黄坑乡一位已近花甲的老大爷，要到南阳圩上走亲戚，途经罗岗头哨所时，正遇到陈丕显带领的儿童团员值班放哨，严查路条。

老大爷忘记带路条，无法经过，站了好久后说：“小朋友，原谅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一定带上路条。我是隔壁黄坑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亲爹，就让我过吧！不然的话我要白走十几里路。”

陈丕显严肃地说：“别说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就是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父亲，没带路条也不能通过。我们儿童团照章办事，对不起，老大爷！”

老大爷只好返回黄坑乡苏维埃政府办了一张路条才得以通过。

1930年6月上旬，“南阳会议”召开前夕，时任区儿童团长的陈丕显接到上级命令，要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站岗、放哨，防止坏人的破坏，保卫苏区，保护好首长们的安全。当天下午陈丕显就带领几个儿童团的干部，对周围几个乡的站岗放哨点进行检查落实，要求各乡的儿童团，一时一刻也不松懈，坚持日夜放哨。

在马洋洞乡的山凹路口上，4位儿童团员在那里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临近中午，闽西苏维埃政府几位领导步行途经这里，由于没有带路条，被他们拦住了。一位同志小声地说：“小同志，那位是我们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我们是去南阳开会的，让我们过吧！”小同志回答说：“我们的团长陈丕显再三交代说，没有路条的，谁也不能通过。     

他们左说右说，儿童团员就是不让通过，最后经与站岗的儿童团协商，派两位儿童团员陪同他们一起到南阳区苏维埃政府。

到达区苏后，区苏主席迅速出来和大家一一握手，急忙地说：“邓主席好，领导同志们好！”

这两个儿童团员看了这个情景，感到很不好意思，都低下了头。

这时，邓子恢主席亲切地摸着小同志的头说：“你们敢于执行纪律，坚持原则，是大家学习的榜样，谢谢小同志。”

陈丕显负责组织儿童团认真检查路条的事，在南阳区广为流传，参加“南阳会议”的领导同志也都知道了，陈丕显从此被大家称为闽西的“红小鬼”。

由于陈丕显的领导工作出色，1933年春，他奉命被调往少共苏区中央局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儿童局书记，被人们称为中央苏区的“红小鬼”。陈丕显解放后曾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苏区邮票诞生记

黄亚光，福建省长汀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长汀县委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处长，设计过苏维埃钞票、邮票和税票。1929年他作为地方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召集出版处的同志开会，商量设计苏维埃邮政邮票的问题。项英副主席对黄亚光说：“你会设计钞票，也会设计邮票吧。”便把苏维埃邮政邮票的设计任务交给了黄亚光。黄亚光设计邮票时，首先考虑邮票是政权的象征，苏维埃邮票通过信函在苏区内流动，同时走出苏区，走向国外。它宣传了红军的存在，宣传了苏维埃政权的新生。为了使设计的图案达到最佳的宣传效果，黄亚光经常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征求意见。工农兵群众对他说：“把我们的铁锤和镰刀的红旗竖起来，插到全中国、全世界去！”“我们的五角星在苏区已经发出了万丈光芒，它还要普照全国！”“红军是我们最亲爱的人”等等。

黄亚光总是凝神地听着，默默地想着：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意志是多么坚定啊！工农群众拥戴红军、支持红军的态度是多么亲切而热忱啊！他决心把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反映到邮票上去。第一次设计了半分、1分、3分三种面值的苏维埃邮政普通邮票。半分面值邮票图案是旗球图，画面中下部为半个地球，地球上画有陆地，并标有经纬线和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苏维埃旗帜和红星照耀着中华大地，意味着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

1分面值邮票图案是战士图，在苏维埃旗帜和闪闪红星照耀下，持枪的红军战士警惕地保卫着胜利果实。红军战士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穿着列宁装的上衣和南方人的短裤，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这种装束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3分面值邮票图案是旗帜图，画面是一面迎风招展的苏维埃旗帜，这是苏区和革命的象征。黄亚光设计以后，把邮票图案草稿直接送给项英副主席，得到了首肯，同意付印。

1932年5月1日，中央苏区首次发行了黄亚光设计的三种苏维埃邮政邮票和一种“欠资”邮票。黄亚光第二次设计苏维埃邮政邮票共有四种，面值分别为 5分、8分、1角、3角。这几种邮票同第一次设计邮票比较，人物增多，线条复杂，描绘的工农兵形象依然是当时的情况。

而关于“欠资”的邮票也设计了两种，面值分别为1分（褐色）、2分（蓝绿色）。至于为何要设计印制“欠资”邮票，据设计者黄亚光后来的回忆说：“地方干部和群众寄信，乡政府原来是不收费的。政府通信员都是义务性质，也习惯了。后来军民寄发的书报、文件和信件逐日增多，政府为了统一邮件的寄递，才规定寄发信件要贴足邮票，但有些人仍然把不贴邮票的信件交给乡政府，通信员也照常送出去。由于不贴邮票的文件和信件不断出现，根据各地政府的要求才补印了欠资邮票，由通信员贴在信件上，问收件人补收现金，时间久了，大家习惯贴邮票了，欠资邮件少了，欠资邮票也就不用了。”

谢大娘家的“天窗”

“一苏大会”后，毛泽东被安排在江西瑞金叶坪谢大娘家居住。这幢房子原来是谢姓地主的房子，被苏维埃政府没收后，分给了贫苦群众住。新主人也姓谢，是一位老大娘。红军住进来后，谢大娘就主动把房间让给了毛泽东居住和办公，自己则搬到了毛泽东住房楼下的房间里。

每天，毛泽东安静地在楼上处理工作，谢大娘则安静地在楼下做家务，两人默契得像一家人。   转眼到了冬天，天气渐渐寒冷。一天晌午，毛泽东哈着气，从外面回来，看见谢大娘正坐在门口纳鞋底。这几天风大，门口更是冷得待不住。毛泽东疑惑不解，便上前亲切地问候说：“大娘，天这么冷啦，您怎么还在门口做针线活呀？”谢大娘连忙站了起来，不经意地回答道：“屋里太暗，不方便，门口亮堂些！”   毛泽东随即走进房间察看，见狭窄的房间里虽说后墙上有一个小窗户，但外面的大樟树正巧遮住了光线，屋内很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不点灯的话，即使是在白天也很不方便。见此情景，毛泽东不禁暗暗地自责，老大娘为了支持红军，把好屋子让出来，却让她自己生活在昏暗中。毛泽东默默地离开屋子，立刻去找管理处的同志商量，要为谢大娘解决采光的问题。   第二天一大早，管理处的同志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买来了玻璃瓦，请来了泥木工，将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锯开个大口子，开成一扇“平躺着”的“天窗”，然后在天窗上方的屋面上换上了玻璃瓦，钉好了采斗。不出一个上午，原来阴暗潮湿的房间豁然亮堂了起来。毛泽东还不放心，让警卫员拿来一本书，在窗下试了试光线，果然亮堂得可以穿绣花针。阳光从玻璃瓦透过天窗照进了房间，不但光线好，冬天还可以借着太阳取暖呢。

  谢大娘激动地说：“这亮光照得心里好暖和呦！”   毛泽东帮助谢大娘开天窗的事，像风一样立刻传遍了瑞金。当地的老俵还把它编成了民歌，唱道：“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捱讲，毛主席跟捱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又亮，（介子个）共产党，就是那天上的红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