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1927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即所谓“宁汉分裂”。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即七一五事变。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起义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谭平山领导，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它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八一南昌起义与之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作为这段时期百余次大小起义中最为重要的三次起义极大地扩大了我党的影响力，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掀起了一波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革命浪潮。

八一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平均年龄只有33岁

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一群怀揣着革命理想，慷慨救国，又不计个人得失的有志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危难中奋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从此揭开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篇章。

南昌起义的五位主要领导人中，只有朱德元帅年纪稍长，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3岁。周恩来 ，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生于1898年时年29周岁。贺龙，南昌起义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生于1896年，时年31岁。叶挺，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军长，生于1896年，时年31岁。朱德，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生于1886年，时年41岁。刘伯承，南昌起义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生于1892年，时年35岁。

众所周知，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有两万余人，仁人志士集结南昌。南昌起义部队中涌现出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其中元帅6位，大将3位，上将4位等。

这6位从南昌起义走来的元帅分别为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南昌起义时他们的年龄分别为41岁、35岁、31岁、26岁、28岁、20岁。6位元帅南昌起义时平均年龄仅为30岁。

3位大将分别为陈赓、粟裕、许光达，南昌起义时的年龄分别为24岁、20岁、19岁。3位大将南昌起义时的平均年龄仅21岁。

4位上将及其年龄分别为：萧克，时年19岁；周士第，时年27岁；赵尔陆，时年22岁；杨至成，时年24岁。4位上将南昌起义时平均年龄是23岁。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这就是风云突变中青年人的伟大抉择！这就是青年人的时代担当！在中国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力挽狂澜，他们逆向而行，成就了战斗的胜利，迎来了新生的曙光。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建军节的由来

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在每年的八月一日举行，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节日。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2万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地区，与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部队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但这次起义却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建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它如一声春雷，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当年8月1日，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举行了历史上第一个“八一”纪念活动并且当日傍晚在瑞金城南竹马岗举行了红军阅兵式和分列式。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象征军队或建制的旗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色,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和光荣的象征。它激励全体指战员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尊严。

谁倡导了南昌起义

说到南昌起义，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是：谁最早提出了这次起义？周恩来？叶挺？贺龙？还是朱德？提及南昌起义，上述几个名字最易被人念起。他们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指挥者。在随后的革命战争中或建国后的国家发展历程中，这些将帅叱咤风云，屡立功勋。但要说最早提出南昌起义的人，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关键的历史人物——李立三。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条目中有这样的记述：“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然而，李立三并不仅仅只是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他还是最早提出举行南昌起义的人。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年轻的领导者中，最先进入革命先驱孙中山视野的，有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便是李立三。那还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和李立三以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发言。他们词锋激烈的雄辩，令孙中山和国民党元老们印象深刻。

李立三的发言单刀直入，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直率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博得了孙中山的赞许。

李立三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不止是雄辩与口才，坚决革命与性情暴烈也占一条。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当时，他正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但家人并不知道这一切。父亲李镜蓉问李立三将来的打算，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暴跳如雷：“你这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坚定地说：“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在安源煤矿的斗争中，敌人悬赏600大洋刺杀他，李立三从容不迫，坚决主张用革命暴力回应反革命暴力，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时间倒回到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将陈独秀停职，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5人组成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临时中央的主要工作是部署党组织转入地下和中央机关从九江撤退到上海，同时考察打回广东以图再举的可能性。其中根本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了九江后，利索地将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7月20日，在与谭平山、邓中夏进行的九江会议上，李立三敏锐地分析了临时中央“南下广东”并不可行，转而提出将一些可以争取的部队尽快集中于南昌，在南昌举行起义。这就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

不熄的火种

“八一”南昌起义无疑是光辉的，然而历史绝非影视作品中那样浪漫，起义部队面临了巨大的困境。1927年9月，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主力由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南下广东潮汕，朱德率部留守阻敌。

在南昌起义的部队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参加者。他们或是共产党员，或只是旧军人，在起义失败后，脱离了起义部队。叛变与倒戈，令起义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1927年的南昌起义部队中，蔡廷锴时任起义军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他是个高大魁梧、作战勇猛的优秀军人，但他参加南昌起义却并不是自愿的。当起义部队南下途经贤县时，蔡廷锴趁乱清理了队伍中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了起义军，使起义部队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10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流沙会议。当时他“脸色显得碧青”，将起义战败的原因作了简单总结。

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解释，叶挺这里所谓的流寇，是指开展游击战。血性贺龙感慨：“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正在大家表态之时，哨兵发现敌人尖兵，于是会议草草收场，众人分头撤退。混乱中，抬周恩来的担架队员也乘机溜走，周恩来的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三人仅有的武器只是叶挺的一支小手枪。三人搭上一条小船，艰难地漂到了香港。

起义失败了，但它留下的火种却并未熄灭。保留下火种的关键人物是朱德！

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的地位并不显赫。那时，朱德手下的兵不过500，顶多算一个营，比起叶挺、贺龙来相差甚远。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朱德的部队已损兵过半，这时又传来南下部队失败的消息，部队军心涣散，各级领导纷纷离队。营长、连长更是成群结伙地拉着部队开小差，留下的人纷纷提出解散队伍，隐蔽起来。

那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朱德接过了这个几乎没有人再对它抱任何希望的摊子，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镇定地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剩下的干部。在最困难、最无望而最容易动摇的时刻表现出磐石一般的坚定，使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部队被改编成一个纵队，一共800人。

这支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基础和核心战斗力。800人中，走出了朱德元帅、陈毅元帅、粟裕大将等一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流名将，南昌起义的火种由此不灭。

一条珍贵的毛毯

这是一条早已褪色的毛毯，尽管岁月在它的身上留下了太多残破的痕迹，但是它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却铭心刻骨，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1927 年，在这一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相继背叛革命，将屠刀砍向共产党人。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中国革命的舞台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巨人，他们力挽狂澜，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这条毛毯就是当年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曾经用过的。

在南昌起义期间，周恩来一直使用着这条毛毯，无论是在运筹决策之间，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夜晚，这条毛毯一直陪伴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然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此时却远在千里之外，既不知他的爱人在干什么，也不知在哪里，为了革命，这对年轻的夫妇总是聚少离多。据邓颖超后来回忆：恩来离开武汉的时候，晚饭前才告诉她，至于干什么，待多久，什么也没说，就这样，他们分开了。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每一次分离都意味着永别。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甘愿厮守着寂寞，把那份深厚的爱，那份炙热的情凝聚成一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支持着他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黑暗走向光明。

起义胜利之后，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利。此时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病倒了，他患上了严重的疟疾，浑身冻得瑟瑟发抖，只能靠着这条毛毯给他带来丝丝的温暖，就在他昏迷不醒的时候，嘴里还依然喊着：“冲啊，冲啊”，这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人民的公仆！经过南塘区委郑阿仲一家的精心照顾，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好转，三天之后他离开郑家。临别时，看见郑母被单单薄，周恩来便将这条心爱的毛毯送给了她。郑母收下后，一直舍不得用，而是将它珍藏了起来，直到 1957年，庆祝海陆丰苏维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郑家将这条珍藏了整整30年的毛毯，捐赠给了当地革命文物展览馆。

     现在，这条毛毯静静地躺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柜里，在它的身上凝聚着一份普通老百姓对于共产党人的满怀深情。

瓷器   家具   登记表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第二天在贺龙指挥部会见了贺龙，周恩来将起义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贺龙，并征求其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当即，周恩来以前委名义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贺龙在江西大旅社的凉台上，曾对徐特立说：“张发奎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否我都干！”

然而，已经是起义总指挥的贺龙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当年31岁的贺龙，领导着国民革命军第20军7000多人，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本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却在革命最低潮、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心跟党走，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也许我们可以从他在7月30日的军官会议上说过的一段话里找到答案。他这样说：“国民党背叛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而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我已下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从此以后，贺龙的名字就和中国共产党紧紧相连，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党仍然忠诚不二。

起义胜利后，部队按照作战部署须转战南下。离开南昌前，贺龙把随身携带的生活用品，诸如绿地五彩牡丹凤鸟纹长颈瓶、青花釉里红葡萄纹带盖托杯等心爱之物都留在宏道中学校长刘屏庚的家中。他对刘屏庚说：“我们在这里打扰了你，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这些东西送给你作为纪念。”刘屏庚对此不胜感激，表示愿意保留这些东西，并预祝贺龙早日取得革命的胜利。

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后，便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员。他将自己随身携带并较为奢侈的生活用品赠送给刘屏庚，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刘屏庚的谢意，另一方面是贺龙同志经过南昌起义洗礼之后，决心抛弃过去锦衣玉食的生活作风，选择与士兵们同甘共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贺龙同过去自己决绝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凡的信念。而这些贺龙使用的生活物品，刘屏庚一直妥善保存着，后来一并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收藏。

起义部队到达瑞金，贺龙终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陈列着贺龙的党员登记表。这份表中登记了贺龙个人详细信息，包括姓名、籍贯、婚姻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其中还有些动人的细节，比如在填写“动产不动产现金各多少”时，贺龙写道“什么都没有了”，在社会关系一栏，他写道“以前的社会关系，参加革命后都不再来往了”。贺龙入党是久经考验的。

1959年，贺龙元帅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曾深情地回忆起当年要求入党的情形。他说：“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所以入党特别难，党要考验我，始终没有批准我的要求。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伍到我们部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党的都是我的部下，事后我就对他说：‘老周啊，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也让我进去嘛！”

1927 年 9 月，起义部队行至瑞金时，在瑞金绵江中学内，贺龙入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周恩来在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上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困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 20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是个好同志！”

    贺龙入党后，被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同组的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五、刘伯承、周逸群等。从此，贺龙完成了一个由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参加这次起义的人数将领有多少？

南昌起义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战斗？

传统的观点一直认为是30000余人。近几年来，有研究经过考证，相继提出了几种不同的说法。

① 一种说法是22000人，其主要根据是刘伯承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与叶挺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两个报告。刘伯承的报告列表指明了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有：第十一军二十四师，5500人；第四军二十五师，5000人；第十一军十师，5000人；第二十军，7500人；合计约22000人。

② 另一种说法是20800人，其主要根据也是《刘伯承报告》，但是指出刘伯承报告中所列出的部队中只有20500人参加了起义战斗，另外还得加上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成员300人，故应为20800人。

应该说，20800人之说是有说服力的，但认为它与起义部队的实际人数仍然有一定的出入。经过严格考证，列出参加起义的人数为：刘伯承部5500人；贺龙部6500人；周士弟部3000人；朱德部500人；中央农讲所等80人；总计15580人。

这次起义可以说是将帅的摇篮，开国元帅和大将半数参加。
除了朱德、刘伯承、贺龙、张云逸年纪大一些，总指挥周恩来（29岁）以下，全是20多岁，最小的是少将张树才（13岁）。（七位元帅，五位大将，六位上将，七位中将，六位少将等）

元帅：朱   德，41岁，保存起义火种的首要功臣，红四军创始人。刘伯承，35岁，起义参谋长，后来赴苏学习军事。贺   龙，31岁，起义后回老家，自己拉武装革命。陈   毅，26岁，保存起义火种的第二功臣。聂荣臻，28岁，起义南下后，护送病重的周恩来到香港。叶剑英，30岁，向指挥部传递国军信息，没有直接参加起义。林   彪，19岁，参加起义，第11军25师73团2营7连连长。
大将：粟   裕，19岁，参加起义，头部负伤，第11军24师教导大队班长。陈   赓，24岁，参加起义，膝盖负伤，第20军3师6团2营营长。许光达，18岁，起义后追上部队，第二方面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追随贺龙去了湘鄂西。张云逸，35岁，第4军第25师参谋长，掩护周士第将队伍拉出阵地，25师的两个团3000多人参加起义。
上将：萧   克，20岁，参加起义，第11军第24师71团3连政治指导员。周士第，27岁，第11军25师73团团长，三河坝失利后参加“黄埔革命同学会”，1933年重新返回红杨至成，23岁，参加起义，第20军连指导员。赵尔陆，22岁，参加起义，第20军教导团士兵。陈奇涵，19岁，参加起义，第9军军官教育团参谋长。杨至诚，24岁，第20军3师任连政治指导员。

中将：唐天际（23岁）、聂鹤亭（22岁）、郭化若（22岁）、彭明治（22岁）、赵镕（28岁）、谭甫仁（17岁）和谭家述（18岁）
少将：王云霖（17岁）、李逸民（23岁）、周文在（21岁）、袁也烈（28岁）、廖运周（24岁）和张树才（13岁）

捐款收条和回信

在八一起义前，南昌成立了一个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的左派群众组织，这个组织由江西省委领导。成立之初，曾由江西济难会负责人——国民党左派人士朱大桢带队，带着一批慰劳品和现金前往武汉慰问从河南凯旋的国民革命军。8月3日，这个左派群众组织又将民众所捐的一万块银元慰问款捐到江西省党部——这时的江西省党部还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具体办理捐款的经手人是朱大桢，接受捐款的是中共江西省党委的负责人——黄道和罗石冰，他们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担任执行委员、常委等职。

接受这笔捐款后，江西省党委负责人立即写下了一张收条，并随即将这笔钱分头送到参加起义的叶挺部第11军24师与贺龙的第20军政治部主任手中。第二天，罗石冰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朱大桢，告知他这笔捐款的去向。这笔钱对当时的起义军可谓雪中送炭，极大地支援了起义军。当时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纸票已“暗中打七折或六折”。叶挺、贺龙从武汉带来的一批国库券以及接管江西省银行时所得纸币在市面上都大打折扣，加之起义军南下途中，纸币兑换也非常困难，银元对起义军来说尤显重要。南昌各界群众所捐赠的一万块银元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军，帮助起义军扩充沿途补给，为起义军顺利南下作出了贡献。

南昌民众的深情厚谊，起义部队不会忘记。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的林伯渠感慨颇深：“这是群众对起义军的深情……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加倍奉还。对于人民在困难时刻自发支援我们的情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建期间，纪念馆的同志找到朱大桢，希望他把这两件珍贵的文物捐给纪念馆，刚开始他并未同意。朱大桢深情地说：“留着这张收条，说明我的确把人民的钱交给了起义部队，没有中饱私囊。”后来，经过纪念馆的同志多次拜访说明情由，朱大桢终于同意将原件捐赠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现为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

捐款收条与回信，恰似历史无声的证言，它见证了南昌民众对起义军的深切情义，见证了共产党人对南昌民众的无声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