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的10万英魂

      南京雨花台本是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左派爱国人士的刑场，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到1949年解放南京、摧毁蒋家王朝结束，22年中，国民党反动派在雨花台屠杀了近十万共产党员、进步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你没听错，10万人。

他们中间有邓中夏、恽代英、罗登贤这样早期党的领导人，也有许许多多声名不显、却同样立场坚定、英勇顽强的共产党人。

谢文锦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但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牺牲的地市级干部。

谢文锦，又名文近，字炯霞，浙江永嘉人。1921年入党，曾赴苏俄学习。1924年回乡创建浙南地区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后历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南京地委书记等职。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下了南京，当时在北伐军工作的肖劲光与谢文锦接上了头。就在这一天，英、美等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城，制造三.二四惨案，无数中国人倒在血泊中。愤怒的民众在以谢文锦为首的中共南京地委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在斗争中建立了市总工会及各行各界的革命团体，并在北伐军的支持下，将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4月上旬，蒋介石撕下“革命、进步”的假面具，开始紧锣密鼓“清共”，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谢文锦和侯绍裘等立即动员和组织力量，号召大家抛弃幻想，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天，谢文锦召集金陵大学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一百多人开会，严肃而坚定地宣布，“暴风雨就要来了，有些人的面目越来越清楚(指蒋)，我们不能再坐着不动了。在座的都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是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有牺性的。我们不怕牺性，我们要组织力量，和敌人对抗！”

4月9日上午，蒋介石到南京亲自策划指挥，逮捕了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当晚，中共南京地委举行各革命团体负责人会议，决定第二天上午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十日上午九时，四、五万群众举行集会，并游行示威，下午就遭到了反动武装的冲击。

当夜，谢文锦、侯绍裘在大纱帽巷十号召开了地委紧急扩大会议。深夜二时会议还在进行中，国民党公安局侦缉队队长赵虎臣，带领便衣武装五十余人，突然包围了会场，谢文锦、侯绍裘等十人不幸被捕。凶残的匪徒们使用了极其残酪的刑罚，但谢文锦等宁死不屈。蒋介石密令赵虎臣等予以秘密杀害，有的被杀后装入麻袋，有的先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再残忍地用刺刀乱戳。最后，匪徒们把遗体运到南京通济门外九龙桥上，投入秦淮河中。谢文锦牺牲，时年三十二岁。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暴、暴戾、倒行逆施，是今天很多人都难以想象的，他们对待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手段，和封建王朝没有任何区别，在20世纪的时候，他们动辄以黑帮、会道门的恐怖手段，对付革命者。枪杀算“文明”的了，实际上，乱刀砍死、枭首示众、活埋、沉河才是他们的惯常方式。

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中，有很多烈士的照片，看起来还是个孩子，事实上，他们当时真的只是孩子，比如最年轻的烈士，16岁的袁咨桐。

袁咨桐，贵州赤水人。1924年，他在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创办的达德小学读书。大革命失败后，袁咨桐随黄齐生辗转来到南京，就读于南京晓庄师范小学部。在这里，袁咨桐立下要为天下人幸福而奋斗的人生理想，走上了革命之路。

1930年，袁咨桐任共青团晓庄支部书记。同年5月、8月两次被捕。

1930年5月，袁咨桐第一次被捕后，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的妻子以同为黄齐生学生的“师姐”身份，两次找袁咨桐谈话，企图动摇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均告失败。后来袁咨桐在家人保释下得以出狱。出狱后他继续坚持斗争。三个月后，袁咨桐再次被捕。黄齐生亲自找到谷正伦，以同乡及师生关系，替袁咨桐说情。谷正伦提出条件，只要袁咨桐履行“自首”手续，即可释放。被袁咨桐严词拒绝。

在狱中，他给二哥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9月17日，袁咨桐被枪杀于雨花台。按照当时国民党的规定，未满18岁是不可以执行死刑的，国民党为了枪毙袁咨桐，就擅自把袁咨桐的年龄改大了两岁，这样就可以枪毙他了。

在那个年代，被杀害于雨花台的革命烈士中，有很多是袁咨桐这样的少年，他们往往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家庭，但为了救国理想，为了劳工大众，他们放弃了优越的生活，“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其实在当年，他们很多人只需写一份“悔过书”、“脱党声明”就能活命，就能获得“自由”，但他们依然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战，死不旋踵。

史砚芬与一封信的故事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长些，从此以后你是家长了，身兼父母兄长的重大责任。我本不应当把这重大的担子放在你身上，抛弃你们，但为着了大我不能不对你们忍心些。我相信你们在痛哭之余，必能谅察我的苦衷而原谅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姊应如待父母兄长一样，遇事要和她商量，听她指导。家里十余亩田，作为你俩生活及教育费用。我死以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能继我志愿，乃我门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这封信，是共产党人、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史砚芬在被捕入狱后，于1928年9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前所写，这封信现存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史砚芬于当年5月，在台城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入狱4个月后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年仅25岁。

史砚芬，又名余晨华，1903年3月生于江苏省宜兴县，早年丧父，家境贫穷，1919年，正在中学读书的史砚芬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宜兴，在与北伐军的交往中，史砚芬开始接触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与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1927年，在中共宜兴县委的发动下，宜兴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教师索薪”、“农民搞粪捐”、“双十节驱逐国民党县长”的三大运动，史砚芬是这三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史砚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这年11月，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宜兴农民暴动震撼大江南北，打响了江南农民暴动的第一枪，史砚芬就是这次暴动的副总指挥。

宜兴农民暴动失败后，史砚芬转移到上海，被分配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不久，他担任了共青团南京市委书记，深入南京及周边各地，广泛宣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团骨干，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12月，在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史砚芬当选为南京市委委员，负责共青团工作。此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活跃在南京各大学校园内外，领导大学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大学支部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化名余晨华，严守党的机密，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他写信给弟弟妹妹说：“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存。“

1928年9月27日，史砚芬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被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史砚芬的狱中难友何瑞麟在《死前日记》里记录了史砚芬行刑当天的情景：“.....砚芬临刑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色直贡呢夹长衫、汉清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得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北平五烈士：雨花台前祭忠魂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上，无数的无名英雄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1948年10月19日，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天空，5名烈士的鲜血浸染了南京江东门外。是何人，被国民党判处了极刑？又是何人，身穿国民党军服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们就是丁行、谢士炎、赵良璋、朱建国、石淳，“共匪奸谍案”的主犯，蒋介石眼中的“匪谍”，被后世称为“北平五烈士”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前门进后门出的军法处长

丁行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因领导农民暴动被通缉，后经西北军池峰城介绍，到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当孙连仲的秘书，因办事能力强，迅速赢得了孙的信任。他表面上积极为孙办事，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力量上。

抗战胜利后，丁行随孙连仲到北平，任司令部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他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军政情报，另一方面积极营救被捕同志。被营救的同志称丁行是“前门进后门出的军法处长”。

忠胆报国、弃暗投明，写下悲壮狱中诗

谢士炎出身国民党陆军将官之家，一腔热血、浩然正气，曾请缨到前线抗日，作为团长率部抗击十倍之敌，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作战处长，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主动联系党组织，不断提供第十一战区的战略、战役情报，获得叶剑英的高度肯定，并被叶剑英亲自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少将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后，谢士炎像一把插入国民党心脏的利刃，为我党我军提供一份又一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华北、华东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雄鹰

1939年秋，赵良璋在国民党空军士官学校与地下党员朱壁谱相识。抗战期间，他多次向朱表达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不满。抗战胜利后，他以探亲为名，变卖衣物乘车到重庆，想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去延安，为革命做贡献。后被党组织要求留在敌营工作，当夜他一口气写下了2万多字的国民党空军概况，交给了党组织。1946年初，国民党在北平成立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赵良璋被任命为上尉交际参谋，为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国民党空军动向。1947年赵良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临刑前，赵良璋写下绝笔信——人生无不散的宴席……我是带着勇敢与信心就义。我虽然倒了，但顽强的性格仍使我精神永不灭亡。

面对枪口“一笑”赴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建国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六分校十六期。随着思想觉悟的进步和转变，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经过种种努力，他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潜伏在国民党军内部的地下情报员，提供了许多关键情报。被捕后，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折磨，依然保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遇难前在遗书中写道“我现在心里很坦然，这该算是从容就义吧！一笑！”

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情报员

石淳，原名孔繁蕤，因报考国民党军官学校借用好友石淳高中毕业的文凭应考，遂沿用石淳这个名字。

抗战期间，石淳从国民党军官学校六分校十五期毕业后，到部队当下级军官，并于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任职。石淳所在的长官司令部二处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其他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石淳利用秘密电台提供了许多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的重要情报。

在1946年至1947年期间，五位同志根据各自接触敌人机密的特点，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军事机密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我军的军事作战行动。第十一战区在华北历次作战计划，均于战前报告组织，对敌每次作战计划进攻的具体地区、进攻路线、使用兵力等，都反映得很具体，对我军制定反击敌人的作战计划作用很大。

1947年秋，中央情报部直属的一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我党在国民党西安绥署、保定绥署、东北保安司令部的主要军事情报关系几乎全部被毁，被捕情工人员达100余人，损失惨重。9月24日晨，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锁定了该情报系统设在京兆东街24号的密台，台长等四人当场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顺势逮捕了该系统在北平的主要情报人员，包括五烈士在内共20多人。

在狱中，他们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国民党军法局的审判，谢士炎愤怒地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你杀我们五个人，挡不住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我们为人民牺牲是最光荣的，人民是会为我们复仇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完蛋的日子不远了。”他义正词严骂得法官目瞪口呆，以至于不敢将他们带到外面行刑，只能偷偷摸摸地在监狱内将他们枪杀。解放后，党和政府为纪念他们，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展出他们的革命事迹，将他们称为“北平五烈士”。

回首百年，党的隐蔽斗争与党相伴相生，党的隐蔽战线与党一路同行。牢记来时路，传承忠诚魂。展望未来，隐蔽战线将继续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雨花英烈-胡廷俊

在雨花台，长眠着一位勇敢坚强的陕北汉子。他在战场上失去了右腿，却依然拖着假肢四处为革命奔波，甚至将情报藏于假肢中，机智地躲过敌人地搜查，他，就是雨花英烈胡廷俊。

1932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胡廷俊任直属警卫队政治委员。不久，国民党军派出军队千余人“围剿”陕甘游击队。2月中旬的一天，游击队在阳坡头有备而战。胡廷俊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冲锋陷阵，战友一个个倒在脚下。当战斗正酣时，胡廷俊的右腿不幸被流弹击中，鲜血顿时染红了裤腿。他强忍着剧痛坚持着，直到战斗结束才被抬下战场。

当时游击队里缺医少药，战士们迅速护送胡廷俊前往西安广仁医院。这期间的长途跋涉，使得胡廷俊的腿伤迅速恶化。到达西安时，他的腿部已经化脓感染，医生为了保全他的性命，不得不为他做了截肢手术。
       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没有让胡廷俊有过多的沮丧和伤感。他依然满怀豪情壮志，伤好之后，主动找到组织，希望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党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尚未恢复，为他安排了去上海的行程。在上海的医院里，胡廷俊安装了假肢。
       此后，胡廷俊被安排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4年担任福建和皖南地区党的交通巡视工作。他长期在上海、江苏、江西、福建等地搜集情报。假肢给他的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但也成了一些重要情报的绝佳“藏身之处”。他常常乔装成书店老板，戴着礼帽穿着长袍，拖着假肢，为送出一份密电，往往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胡廷俊传递出了一份又一份军事情报。

1935年春，胡廷俊在皖南工作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仍一无所获。当得知自己将被行刑时，胡廷俊对难友说，“死有什么怕的？只求换得光明。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

这年8月，年仅24岁的胡廷俊被残忍地杀害在雨花台。历史永远铭记这位在战斗中英勇冲锋、在疾患中不折不屈、在牢狱中坚守信仰的陕北战士。

雨花英烈罗登贤:东北抗联创始人

罗登贤烈士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他是广东省南海县人，1905年出生，自幼父母双亡，由在香港做工人的姐姐姐夫接到香港抚养，从那里开始从事革命活动。

从普通工人成长为省委书记罗登贤为人诚实，正直，肯为群众办事。那时，厂内工人工资很低，生活异常艰苦。为了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他发动工人成立了太古船厂工会。接着，他又发动铁工、铅铜铁喉、钨厂等行业工人建立香港金属业工会，成为这个工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之一。
    1925年春，罗登贤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稍后到海员工会任秘书，从事工人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金属业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并和广大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回到广州，担任中共香港金属业工会支部书记，后来又任香港机工联合会领导人。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罗登贤积极发动香港金属业、机器业罢工工人参加东征宣传队和运输队工作，随军出征。
    1926年4月，罗登贤按照中共广东区委关于促进工会统一运动的指示，积极推动香港金属业工人加强团结，建立香港金属业总工会。他被党组织任命为中共香港金属业总工会党团书记。1926年北伐前，他又积极发动金属业工人加入支援北伐的运输队工作，随军出发，奔上战场。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发表文章，表扬了金属业工人组织运输队援助北伐的英勇事迹。
    1927年底，罗登贤离开广州到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1928年2月20日，他正与有关人员开会，突然敌人闯进屋内，转移已来不及，他立刻把用薄纸写成的文件揉成小丸，吞到腹部。他被反动派逮捕后，由于反动派找不到证据，经过营救，被释放出狱。
    1928年6月，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他回到上海，从事白区工作。
    1929年，罗登贤任中共南方局委员，调到香港工作。1930年2月，他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与李富春、蔡畅、邓发、陈郁等一道工作，带领广东人民进行新的战斗。
    组织创建东北抗联1931年夏，罗登贤被委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曾发动奉天兵工厂、抚顺煤矿、中东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发动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学生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发动珠河、东满地区农民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派冯仲云建立汤原抗日游击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还团结原东北军、农村中的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武装，一起抗日。并与满洲省委同志研究、派出一批干部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建立革命武装，使东北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日后在东北三省坚持艰苦卓绝战斗14年的劲旅。   
    1932年12月，罗登贤由于遭受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回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
雨花台英勇就义1933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罗登贤被敌人逮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等地监狱。狱中，他遭敌人酷刑折磨，两个腿骨被铁杠压断，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还领导狱中难友与敌人作斗争。
    1933年3月31日下午3时，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第一法庭对罗登贤进行所谓“公开审判”。法官要罗登贤供认真实姓名职务，并指使叛徒出场指证，然后高声说：“罗登贤，你的同党已经招供了。你快把你的反动言行从实招来。”登贤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我曾在东北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在那里与义勇军一起同日本强盗作战，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最近我从东北回来，又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进行反日大罢工。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难道这就是我被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我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帝爱国的。谁敢说我反动?！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出卖我东北神圣领土，才是真正的反动。”驳得法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匆忙摇铃，宣读判决书。

    反动派迫害罗登贤的消息披露后，引起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为了营救罗登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告中国人民书》一文，呼吁全中国人民起来要求释放罗登贤等反帝爱国志士，不使他们遭受酷刑与死亡。1933年4月5日，宋庆龄亲到南京监狱慰问罗登贤，并要求国民政府释放他，但是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拒绝。
     1933年8月29日，敌人问登贤有什么遗言。他回答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说罢，他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从容就义，时年仅28岁。

雨花烈士-陈君起

陈君起，原名墨云，又名振，系清末翰林陈巽倩之女，曾科进夫人。

因反抗封建婚姻离家出走，求学于上海务本女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毕业后，至南京任小学教员。薪给不敷家用，靠夜间织毛巾弥补开支。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后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1年秋，在东南大学共产党员谢远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宛希俨等人影响下，参加革命活动。民国12年底，为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负责人。

民国13年春，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居处是共产党员活动的场所和通讯联络站。民国14年6月，陈君起参加南京市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大会和大游行，沿途讲演、散发传单，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慰问遭开除的爱国女学生。是年秋，任共青团南京地委妇女委员兼中共第三支部书记。翌年，兼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民国15年3月12日，陈君起参加孙中山陵墓奠基典礼，遭国民党右派雇用的流氓袭击而受伤，但仍与张应春等人护卫柳亚子脱险。同年10月4日，陈君起遭军阀孙传芳逮捕，关押三个月，经中共营救出狱，调江西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不久，又转赴汉口就职。是年4月，调回南京，任中共南京地委妇女委员兼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妇女部长。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南京人民打倒孙传芳、光复南京庆祝活动，抗议英、美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南京。

同月9日，率领广大妇女，与南京人民共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严惩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等机构的凶手。当晚又参加各团体紧急会议，决定于次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革命派大会。10日，参加肃清反革命派大会，到会群众约10万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再去总司令部请愿，遭市公安局长温建刚等事先布置的数百名流氓殴打。11日凌晨2时，陈君起同中共南京地委书记谢文锦等10人在大沙帽巷10号开会时被捕。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陈君起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年底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家，成了秘密的中共南京地委的机关和通讯、联络地点。陈君起投身革命斗争的洪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她是南京妇女问题研究会的负责人，发动妇女踊跃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自由民主。和记洋行罢工斗争中，她积极参加募捐，管理账目。

尽管忙得废寝忘食，居安里20号的家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陈君起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教化孩子的言行举止，希望孩子“做一个有用的人”。居安里20号的宁静，在1926年的秋天被打破。这年10月4日，一批武装警察闯进陈家，以“革命党”的罪名逮捕了陈君起。原来，军阀孙传芳在一份国民党员名册中发现了陈君起的名字。被捕后，陈君起恪守党的纪律，始终以家庭妇女自称。她寄意丹青，坚持作画。在一幅梅花图上，她提笔写下“痩梅虽老，犹鲜艳耐寒”，表达自己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操。

十四五岁的曾鼎乾有着成人般的冷静沉着，不仅在母亲被捕时出门报信，还借狱中探望的时候悄悄替母亲传递消息。1927年1月初，陈君起经党组织等营救获释，被派往南昌、武汉工作。3月底，南京光复，陈君起又被派回南京。
           谁曾想，金陵城风云突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暴露出叛变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0日深夜，陈君起等10名中共党员被捕——此时，她刚回南京十来天，只匆匆与儿子见过两面。“我又被捕了，这次我不会再出狱了。”陈君起在狱中设法给儿子曾鼎乾写信，暗示他销毁家中保存的党的文件，并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还很幼稚”。信的最后，母亲陈君起写道：“你自己要慎重，不多嘱。”陈君起等10名共产党人牺牲了，遗体被运到通济门外九龙桥边，投入秦淮河中。“四一〇”反革命事件，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受的第一次大破坏。陈君起被敌人秘密杀害，殉难极其惨烈！敌人还将烈士的遗体装入麻袋，用汽车运到通济门外九龙桥上，抛入河中。

时光荏苒，曾鼎乾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为一名石油地质科学家。陈君起战斗过的居安里20号又建起了民居，百姓安居乐业。

秦淮河水悠悠流淌，人们不会忘记烈士的坚贞与奉献。

永是勇士的革命女战士——郭纲琳

郭纲琳(1910～1937)，女，化名张英、刘英、郭英，句容县城人。少年时代，思想开朗，性格豪爽活泼；待人热情，乐于济助有困难好友；富有反抗精神，敢于伸张正义。她是党的优秀女战士、共青团的好干部。1933年前后，历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无锡中心县委书记及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等职。1934年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长达三年半之久。民国18年(1929年)，郭纲琳入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参加左翼文学研究会。民国21年，学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上海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郭纲琳是学生中出色的活动分子。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书记。1937年7月牺牲。

1924年，郭纲琳毕业于句容县立女子小学。1926年9月，句容创办县立初级中学，郭纲琳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句容县立中学的政治空气顿时沉闷起来，郭纲琳处于苦闷之中。这时，国文教师李少仙跟郭纲琳等进步同学讲革命的道理，讲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介绍俄国的革命情况，才使郭纲琳重新振奋起来。大革命失败后，句容县立中学也日趋反动。白话文被禁止了，李少仙被怀疑是共产党，师生们的进步活动被视为不轨行为。校方以“整饬风化”为名，公布了许多条文来禁止男女教师和男女同学的接触，实际是阻挠进步师生之间和进步同学之间的一切活动。为抗议校方的无理决定，郭纲琳和一些同学曾公开到李少仙住处聚会。1928年5月，校方借故解聘了李少仙。郭纲琳父亲得知女儿在校“越轨”，十分恼火，常以要其辍学来要挟。于是郭纲琳决心离开家庭，外出求知，寻找出路。

1928年暑假，郭纲琳考入南京鼓楼“五卅”公学。在南京，她目睹了蒋介石血腥统治下的“新都”的恐怖惨状，十分气愤。她常读具有革命倾向和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创造》等杂志，这些进步杂志更激起了她的革命热忱。

郭纲琳1929年春，在七叔郭定林帮助下，郭纲琳到了上海，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高中部)。1931年秋进入大学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贫苦人的地狱。郭纲琳目睹这个极不公道的社会，气愤极了，常与进步同学在一起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咒骂国民党的腐败。在学校，她勤奋读书，积极探求革命真理，寻找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左翼文学研究会，读了大量苏联的革命小说，如《母亲》 《毁灭》《士敏土》等，深为书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所打动。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决议，提出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在学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爱国学生闹起了罢课风潮，接管旧学生会并驱逐校长。当时还只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郭纲琳，在同寝室党团员的带动和帮助下，斗争积极勇敢。为了尽快组织中国公学的抗日救国会，郭纲琳带头冲进校长室，当面质问反动的副校长潘公展，她又毅然猛敲校钟，集合同学召开大会并登台演讲，痛斥反动政府将祖国锦绣河山奉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号召同学们不要当亡国奴，要坚决抗日，收回失地。郭纲琳铿锵有力的演说，振动了在场人们的心弦，激起他们的爱国热忱。

九一八事变后，郭纲琳连续三次参加了上海学生到南京进行请愿示威的斗争。1931年12月，为声援北京大学同学在南京的示威斗争，上海学生第三次来到南京，与广州、天津、北平等3万多学生汇合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联合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国民党政府。一路上，郭纲琳带领同学们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镇压抗日爱国运动”等口号，嗓子喊哑了也不停息，并同大家一起砸碎了一贯造谣诬蔑爱国运动的《中央日报》社的玻璃橱窗。

郭纲琳在抗日救亡活动中表现十分突出。1931年底，就在第三次上南京示威游行返校不久，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蒋仲牟通知她，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从此，她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1年后，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上海街头布满了敌人的“眼线”，郭纲琳也常发现有密探跟踪。同志们为她担心，她却说：“口供早就准备好了！怕什么！”

1932年冬，郭纲琳与她的老同学、战友李伟结婚，不久一同调至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郭纲琳负责领导工厂支部工作。1933年春，郭纲琳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内部交通，与团省委巡视员李丰平直接接头。在恶劣的环境下，她机动灵活地将党的秘密指示、文件和生活费用递送给李丰平，传达到她联系的单位，从未出过差错。

1934年初，郭纲琳调任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闸北区委已两次遭到破坏，环境险恶。郭纲琳毫不畏惧，接受任务后积极投入战斗。她主持制订了大昌德绸厂罢工计划，拟定了绸厂罢工宣传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1934年1月12日傍晚，郭纲琳前往海宁路祥麟里1338号亭子间郑子仪家开会，布置绸厂罢工事宜。

由于叛徒出卖，郭纲琳于民国23年1月12日被捕，化名郭英。在未获任何口供的情况下，以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安法令'判了8年徒刑。民国25年秋，郭纲琳被押送反省院，在强迫政治犯唱国民党党歌时，她引颈高唱《国际歌》；在强迫她写“自首书”时，她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七七事变后，她被转移到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死牢，经受了无数最残酷的刑罚。但她却用铜钥匙精心磨成光亮的“心”形，上刻“永是勇士”，设法送交家属，表达她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忠贞的信念。又在牢房壁上写上血书：“坚持立场，为革命而牺牲！拥护真理，为正义而流血！”

1937年7月，敌人把郭纲琳押往雨花台刑场。她一路唱着《国际歌》 ，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

面对死亡，郭纲琳怒斥敌人:“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凭了真理，凭了对人民的忠贞，凭了党给我的教育，我将你们费了不少狗气力想出来的一切阴谋诡计打得粉碎，可见我是胜利了。……”为了革命事业，郭纲琳献出了年仅27岁的生命。

坚定的农民革命者——雨花英烈毛福轩

毛福轩（1897年4月－1933年05月18日），号恩梅，韶山乡韶源村老豹畲人，贫苦农民。毛福轩，毛新梅，李耿侯，钟志申，庞叔侃，他们是第一届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五位成员，人称“韶山五杰”。

毛福轩自小受雇给人放牛，稍长靠做长短工为生。早年跟随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1933年2月被捕，狱中遭受酷刑，仍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5月18日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6岁。

1922年秋，毛福轩由毛泽东介绍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当校工。在何树衡等人的指导下，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5年初，毛福轩和毛泽东回到韶山参加农民运动。同年6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湖南农村第一个党支部韶山市党支部成立，毛福轩任支部书记。先后任韶山市分局书记，党总支书记，湖南区特派员，农民运动特派员，负责湘潭，宁乡，湘乡交界地区的党务工作和农民运动。八七会议后，他当选为湖南省委委员。此后，由于领导农民运动取得的成就，毛福轩先后担任中共湖南区委特别委员，农民运动特别委员，湖南省委委员，并承担了农民运动的领导责任。

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福轩向毛泽东报告了湘潭等地的农民运动，并陪同并协助了毛泽东所访问的五个县。正是在这次检查中，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

1928年春，毛福轩被党调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工作。一年后，他化名毛恩灏，党组织派遣他进入国民党政府金山县派出所，担任巡逻员，并晋升为分局局长。他秘密地在国民党警察局呆了四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勇敢地为党收集情报，拦截敌人的枪支，并解救了革命同志。

苦难深重的毛福轩经常想着富人不劳而获、穷人劳而不获的问题，但他百思不解，所以他经常去毛泽东那里寻找答案。毛泽东也很高兴将他视为乡间密友，与他畅所欲言。1922年秋，毛泽东把他介绍给了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当校工，同时让他学些文化。在何叔衡、夏明翰等共产党员的直接启发和教育下，毛福轩迅速学到了许多革命真理，并找到了多年来百思不解的问题的答案。为了进行实际的斗争，毛泽东派他到安源煤矿与毛泽民一起工作，在工人运动中工作，在工人消费合作社工作。同年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4年底，毛福轩受党组织任命，从安源回到韶山做党务工作。次年二月，毛泽东也回到韶山参加农民运动。毛福轩和柳季刚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大力发动农民运动，以走亲访友、挨户串门的方式与农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动员他们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斗争。他在韶山团龙豹湾成立了农民协会，并成立了农民夜校，动员男女农民上学。一些农民不习惯这种新事物，甚至阻止妇女上学。为此，他动员了妻子贺菊英和妹妹毛霞轩带头参加夜校。他还亲自在台上演讲，以通俗的方式解释了农民遭受苦难的原因。他的话很容易理解和记住，成为了农民的当红老师，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悟。

五卅惨案前后，毛福轩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发展毛新枚、庞叔侃等人加入党。入党宣誓仪式在毛泽东的卧室楼上举行，然后毛泽东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由毛福轩出任支部书记。为了声援青岛，上海工人的奋斗，毛福轩等党支部成员积极组织了400名农民和小学师生举行反帝爱国游行示威，组织了宣传队和演讲队，去各处开展宣传活动。他还用合法的斗争的形式来重组由劣绅长期把持的学校，以便更好地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学校师生的带头作用。在大旱之年，地主豪绅囤积谷米，抬高粮价。他带领农民开展平粜阻运的斗争。他召集了数百名农民，赶到银田寺的岸边，扣留了豪绅准备运往湘潭的粮船，并将谷物平价卖给农民，让农民度荒。   

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巨大的革命影响，引起了军阀赵恒惕的焦虑，并秘密下令湘潭县当局逮捕毛泽东。毛福轩立即采取措施掩盖了毛泽东的广州之行，但他仍在努力促进韶山农民运动的持续发展。他先后发展了贺尔康，毛月秋，王淑兰等一批先进分子，并加入了党。到1925年底，在七都地区发展了110余名党员，并建立了韶山党总支，由毛福轩任总支书记。他还根据广州毛泽东农民协会的章程整顿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并各乡雪耻会的基础上公开成立农民协会，参加的农民越来越多。他还在银田寺创办知行合践社，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先后派遣20多人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叶挺独立团和《政治周报》社等处工作和学习，为党输送了一批骨干。

毛福轩曾任中共湖南区委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后，负责湘潭，湘乡，宁乡等边区的党务和农民运动。为了组建和加强农民武装力量，捍卫农民运动的成就，他与湘潭市特委书记庞叔侃等共同研究，决定夺取韶山和银田寺两个团防局的枪支。他们以地区农民协会的名义勒令银田寺团防局交出枪支。银田寺团防局局长汤峻岩在出逃前将枪埋了。掌握了这一情况后，毛福轩带领数百名梭镖队成员包围了该团的防务局，并挖出了20多支枪；随后，将抓回的汤峻岩和保产党头子张茂卿被公开处决。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还组织侦探队，运输队，敢死小队，慰劳队和疑兵队直接参加并支持北伐战争，以确保北伐军在湘潭的作战顺利进行。湘潭县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时，毛福轩当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1927年初，毛泽东来到湘潭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并总结了他们的斗争经验，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和鼓励。

后来，作为湘潭县区乡自治筹备委员会的特派委员，毛福轩来到株洲的马家河地区，为区乡自治做准备，发展农民武装。按照临时省委的指示，他组织地方农民军集中在株洲，准备参加马日事变后对长沙的袭击。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命返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毛福轩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毛福轩赶回韶山，准备组织武装力量应对秋收起义。这年冬天，他被调到长沙，以开米粉铺为掩护，负责省委秘密交通站工作。1928年春，他又被调往上海，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作战。

毛福轩到达上海后，为了了解和熟悉情况，首先为党的地下出版工作了一年。然后他化名为毛恩灏，并进入国民党政府金山县警察局担任巡逻官。1930年秋天，他按照江苏省委的指示，联系了金山县委设在朱泾镇木货店的秘密交通站。之后，他经过了这个交通站，开始指导县委的军事工作。

为了在敌人的营地中站稳脚跟并赢得信任，他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气为局长施鹏程完成了几项私人“秘密护送”，特别是在追捕土匪太保阿书的战斗中立功。很快，他被提拔为金山县各机关联合办事处专员，金山县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

毛福轩出任分局长后，利用职务之便，以多种方式为党收集情报，力图营救革命同志。1930年冬，中共金山县委书记丁瑞章被叛徒出卖。县公安局正准备逮捕。当他得知新闻为时已晚时，但他急中生智，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任务。他带三名巡逻人员到干巷丁家门口，故意大喊：“丁瑞章在家吗？”丁瑞章透过门缝看到有四名全副武装的军警，立即从后门逃脱。毛福轩带人进了屋子搜查一番了事。为了执行江苏省搞枪的指示，他多次冒着危险，向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偷运了敌人的枪支弹药，以支持革命武装斗争。他还传出信息，称有20多名军警将枪支运到了亭林，以使游击队能够安排伏击并取了这批枪支。

1933年2月2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

他被敌人作为“要犯”，先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押解至南京。敌人以为钓到了“大鱼”，对他严刑逼供，逼他交出党的组织，说出党的机密。面对牺牲，毛福轩坚贞不屈，面不改色，怒斥敌人：“要杀就杀，不必多言”。

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