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党和一条小船的故事

1921年，最具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大事件，非中国共产党成立莫属。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栋红砖青瓦的石库门房子里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7月30日晚，晚饭过后约莫8点左右，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刚刚召开，突然闯进来一个身着长衫的陌生人。代表们问他找谁，陌生人说，找社联的王主席，之后又马上解释找错了找错了，匆匆离开。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代表迅速转移。

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出动9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冲进会场，用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房间掀了个底儿朝天，最终一无所获，悻悻而去。事后经考证，这个陌生人乃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巡捕、刑事科政治组探长、侦探督察员——程子卿。

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经受到了监视，会议就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了。接下来到哪里去开会呢？一开始，有代表主张把会址移到杭州西湖，但考虑到西湖游人多、易暴露，且从上海到杭州费时也多，这个提议后来没有被采纳。

后来，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去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在南湖租游船开会。因为当时上海到嘉兴通火车，当天可来回，在南湖开会，既安全又方便，这个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一大的会址转移就这样确定了。作为负责会务和保卫工作的王会悟，先行赶到嘉兴的南湖进行安排。

11名代表（李汉俊、陈公博留在上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未前往）分批陆陆续续赶到了嘉兴南湖，他们先乘摆渡舟来到湖心岛，登上了南湖的名胜烟雨楼，来观赏南湖的风景。当然，观风景只是一个“障眼法”，实际上是代表们在勘察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然后才以游湖为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画舫游船。

为了安全保密起见，他们特地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一片僻静的水域，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地飘荡，代表们就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前面开会。而王会悟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嘉兴小调，并用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来提醒代表们要注意了。为了掩人耳目，王会悟还专门在船上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一旦遇到巡逻船，代表们就打麻将来做掩饰。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南湖的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这个会议只开了大约7个小时（从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却取得了开天辟地的成果。会议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人提议，“让我们再喊一遍口号吧！记得声音要轻一点。”“嗯！”“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低沉却铿锵有力。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一条小船上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就像后来毛泽东主席所说，自此“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而浙江嘉兴南湖上这条普通的画舫游船，因为见证了党的诞生，因而也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而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历经大浪淘沙、岁月磨砺，最终归宿各不相同，只有毛泽东、董必武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的创业担当，承载了共产党人忠诚为民的赤诚初心，定格了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历史画面，也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的坐标航向。从南湖红船启航到奋楫金沙江，从四渡赤水到饮马长江，从引领改革潮到领航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和亿万人的命运。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时代精神，成为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制成“南湖红船”纪念船背后的故事

全宗号155，目录号001，案卷号017，页号001，通过这样一串数字，我们可以在浙江省嘉兴市档案馆锁定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中共一大纪念船图纸。在众多的馆藏档案中，这份图纸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字里行间却书写着制成“南湖红船”纪念船的艰辛历程。

1958年，当时的嘉兴县委在调查后，制作了一个较为粗糙的船模型。由于当时使用的那条船早已无处查访，同样的比较完整的船在嘉兴、无锡一带也已无法找到，在无专人负责的情况下，纪念船的调查研究工作被搁置下来。

时间来到1959年。这一年的2月，嘉兴县委接到上级指示，要赴北京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请示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和南湖革命纪念馆有关建馆问题。为了做好去北京前的资料准备工作，特别是弄清一大在南湖开会时所用的船只式样、大小等问题，嘉兴县委组织部在嘉兴、无锡组织了五六次座谈会及若干次码头调查和个别访问，参加对象有在南湖划船的船夫、在造船厂工作的老工人、在烟雨楼开茶馆的老板以及常去南湖游玩的游客等。随后，根据他们的回忆和提出的修改意见，第二只纪念船的模型被制作了出来。

3月23日，嘉兴县委宣传部一行人到北京，拜访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一大会务工作者王会悟。王会悟回忆了南湖船的详细样式，为仿制船只提供了可信的资料。

工作人员回到嘉兴后，仿制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送中共中央审定。中央办公厅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提议请董必武好好看看。董必武仔细察看后，基本上作了肯定，同时指出，当年开会的是一条极普通的游船，游船后边还带了一只小船。王会悟也补充了“船舱内有一条夹弄贯通各舱”的细节。根据董必武和王会悟的共同回忆，工作人员基本确定当年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是在单夹弄丝网船上召开的，船后带一只拖艄船。

7月8日，考虑到当时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材料供应的实际情况，浙江决定暂行缓建南湖革命纪念馆。7月10日，当时的嘉兴县委向浙江省委作了《关于南湖革命纪念馆等筹建问题第二次报告》，提出争取在当年国庆前让纪念船下水的想法。收到批复后，嘉兴县委便按照报告内容开展相关工作。

8月25日，“南湖红船”纪念船制成，该船依照丝网船的规格，从船首通往船尾只有一条过道，船体总长14米，中宽2.8米，船深0.9米，船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船身结构精巧，屏风气楼的雕刻图案融入嘉兴一带雕刻技艺，花卉、戏剧人物等全部栩栩如生。

王钧：当代红船卫士

七月的浙江嘉兴是一片红色的海洋，在这片红色海洋中，有一支红色警队最为显眼，那就是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七一派出所公安民警队伍。这是离南湖红船最近的一支基层民警队伍，全所20位民警中有17名党员和3名入党积极分子，“守好红色根脉，当好红船卫士”是他们不变的初心。而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该所教导员王钧，一个民警口中“特别”的人。

对工作特别用心

2020年5月，王钧从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指挥中心来到了七一派出所。从运筹帷幄的分局指挥中心指挥长，变成事无巨细什么都得管的基层派出所教导员，王钧用最快的速度进入了角色。用心，是王钧得以迅速完成角色转换的秘诀，而这也是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

翻开王钧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一页页记满了工作安排。每一项工作内容前面，他都从1到100仔细标号，做完一件便划掉一件。“每一轮100项工作做完，下一轮又接踵而至，所以我都觉得时间不够用。”

作为离红船最近派出所的教导员，王钧坦言，警服穿在身上，党员徽章别在胸前，既要服务好群众，又要守好红船，肩上这份责任沉甸甸的。“要想更好地担负起这一责任，必须‘快人一步’。红色是我们派出所的底色，弘扬红船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文化，是我们队伍建设的核心所在。”

七一派出所是嘉兴市公安机关首批“最红党支部”创建示范支部，王钧决定以党建带队建，打造一支高标准、高素质、高水平的红色警队。走进七一派出所，大家都会被浓厚的红色文化吸引：墙上是党员民警的承诺，对外服务的窗口设有党员先锋岗，“不忘初心”的红色册子里是每一位党员民警入党申请书的影印版，当月过政治生日的民警，会在主题党日上宣读自己的入党申请书，重温誓言，不忘初心。

为了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习入心入脑，王钧又开展了人人争做“红色讲解员”的活动。“既然在红船边，红船的故事要能讲。我们民警在岛上执勤的时候，每天都会有游客来咨询。你不能站在红船边上，还这个不知道那个不了解，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让大家能够讲解我们党的历史、红船的历史。”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率先垂范，研习党史，不仅在执勤时为游客进行讲解，还作为十大革命圣地公安机关红色联盟的代表，为贵州遵义红花岗、河北平山、湖南韶山等地公安民警们带去了一堂生动的“云”党课。

作为公安部首批部级“训练标兵”集体，七一派出所想要永当“排头兵”，就必须加倍努力。为了让大家能有更好的学习平台，王钧主动对接嘉兴市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学校，在所里建立红色警校实践教学点，每周为民警、辅警授课，深入推进全警实战大练兵。副所长朱月倩说：“王钧做事情非常细致，在全警实战大练兵中，他为不同岗位的民警、辅警制定了对应的学习训练方案，避免了眉毛胡子一把抓，真正做到了缺什么补什么。”

对群众特别细心

王钧介绍说，七一派出所不同于其他派出所，没有户籍人口，也没有常住人口，整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一半是南湖水域，另一半则是嘉兴市人民政府、南湖革命纪念馆以及南湖景区3个重点单位。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保障辖区的平安、祥和，就成为七一派出所最为核心的任务。

“我们穿上这身警服，党员徽章别在胸前，站在红船边，面对着每天从全国各地来嘉兴南湖瞻仰红船的游客，我们展现的不仅是公安干警的形象，也代表着嘉兴的形象、浙江的形象。”深感责任之重的王钧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突发疾病、家人走失、失物寻找……只要是百姓“急”的事，王钧都特别上心。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我们和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等50多家单位开展了共建。目前，景区里每天都有医务工作者值守，及时提供医疗服务。如需紧急就医，在进行先期救护的基础上，我们的红船义警水上救援队会以最快速度护送游客下岛，并与地面120做好水陆无缝衔接，第一时间将患病游客送往医院。有些外地游客丢失了身份证、手机等物品，我们发挥公安的数字化优势进行寻找，丢失物品找到后，游客可能已经走了，与我们开展共建的快递公司就会免费为游客邮寄回去。”

除了完善共建机制，构建水陆空一体的“红盾工程”外，他们还积极发动广大群众加入到红船义警队伍中，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南湖景区的各个点位进行巡逻。现在这支队伍已达到1万多人，警民齐心，共同编织起一张平安大网。

王钧的细心，带出了一支真心为民的队伍。据了解，仅今年以来，七一派出所共计帮助群众143次，解决纠纷9次，找回走失人员5次，帮助寻找失物32次。

对同事特别暖心

工作上雷厉风行的王钧，对待同事却心细如发、温暖有加。

刚到派出所不久，王钧就利用晚上和周末等业余时间到民警家中登门家访，一一了解大家的情况。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民警们敞开了心扉。去年“七一”期间，七一派出所决定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开展一系列活动，“当时我们班子讨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把想法说出来。我想到，我们在红船边，就以红色家书的形式，让民警、辅警随时随地写下自己的心里话，有任何意见或者需求、困难，需要组织帮忙解决的，都可以在信里写出来。”

于是，七一派出所就多了一个红色邮筒，每个月的20日，王钧都会按时打开邮筒取出大家写的“家书”一一阅读。“第一次看的时候，罗列上来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勤务上的、生活上的，对于这些合理诉求，我们都一一进行解决落实。”

有民警在家书中写了这样一件事，夏天训练加执勤，衣服要汗湿好几身。王钧看到后，马上着手一个“大工程”，在所里建起了“洗烘熨”一体化的标准洗衣房，增配了自动擦鞋机，后来又增设了理发室，增添了理疗椅，还优化备勤用房，推出警营生活区的“家”体验。

为了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他还设立了“爱心积分”奖励制度。“我一直关注每一个点位上的工作情况，工作效果好的，我会写汇报材料上报分局，该奖励的奖励，该报功的报功。”所有这些，都可以转换成“爱心积分”，警员凭积分可以免费洗衣服、理发、用餐。

执勤民警家中遇到急事怎么办？家在外地的民警轮到节假日值班怎么办？爱琢磨的王钧推出了党员服务岗，既能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也能解决一些民警、辅警的燃眉之急。“王教导员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一丝不苟、踏实严谨，但对待同事却很温暖，我们有什么急事，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发烧，正好那天我值班，他主动跟我说帮我站岗。其实我知道，他那天也好不容易能休息一天，而且也好久没有回去陪家人了，真的特别感动。”回忆起当时那一刻，民警李力仍然觉得倍感温暖。

在这样一个纪律严明又温暖有加的集体中，七一派出所的每一位警员都士气高昂，以“红船首席护旗手”的姿态，展现着守卫南湖红船第一派出所的使命担当。今年1月，公安部表彰了一批长期奋战基层一线、在各项公安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一等功集体和公安英模，七一派出所光荣上榜，被公安部记集体一等功。

王钧说：“我们作为距离红船最近的一支公安民警队伍，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守好红色根脉，当好红船卫士。”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不同命运

陈公博（1896—1946），1922年即宣布脱党，投靠汪精卫。1926年，陈公博在汪精卫的提拔下，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在蒋介石政府中，地位虽高，却没什么权力。

1940年，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了汪伪政府，陈公博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甚至在1944年底，汪精卫死后，担任了伪政府的领导人。直到1946年，才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周佛海（1897—1948）,1924年脱党，很快也成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1938年，汪精卫逃离重庆，投靠日本，周佛海即是直接策划人。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押至死。

张国焘(1897—1979)，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学生领袖，参加革命后，又成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自持兵强马壮，另立中央。其分裂活动失败后，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成为反共活动。1949年逃亡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李达（1890—1966），1923年因与张国焘、陈独秀矛盾，脱党。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是教育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其为理论界的鲁迅。

李汉俊（1890—1927），1924年因与张国焘、陈独秀的矛盾，脱党。中共一大的会址即是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的寓所。脱党后，一直在湖北教育界工作，1927年曾做到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2月，被桂系军阀以“赤色分子”杀害。

刘仁静（1902—1987），是1927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解放后，在北师大任教。

包惠僧(1894—1979)，1927年脱党，在国民党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病逝。

王尽美（1898—1925），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英年早逝。

在革命中牺牲的有：

邓恩铭（1901—1931），接替王尽美任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杀。

何叔衡（1876—1935），在中央苏区任内政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1935年壮烈牺牲。

陈潭秋（1896—1943），中央苏区中执委委员，红军长征后留下领导游击战争，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

从一而终，一直坚持留在党内，且坚持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毛泽东自不必说，董必武（1886—1975），从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13位代表，叛党者3人，脱党者4人，病逝者1人，牺牲者3人，坚持到新中国成立的，仅仅只有两人！就是这两人，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成这盛世中华！

红船哨兵——王会悟

“王会悟是中共一大的‘巾帼卫士’，是真正的‘红船哨兵’。”走进纪念馆，南湖红船模型旁，一尊少女蜡像栩栩如生：一头短发、蓝色大襟上衣、黑色裙子、白色袜子，这便是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会务工作者”“第一位安全保卫工作者”的王会悟。

100年前的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突遇危险、紧急中止。

“当时，作为会务人员的王会悟提议，与会代表前往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王会悟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记者，随后王会悟负责购买赴嘉兴的火车票，并同时进行联系租画舫、安排会场、组织大家转移等具体事务。

历史选择了嘉兴。参会代表在王会悟带领下，登上南湖名胜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然后通过拖梢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画舫。

“会议期间，时年23岁的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看似欣赏风景，其实是在望风。”讲解员说，“只要有游船靠近，她就哼起小曲儿，用手指轻轻叩击船板提醒。”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会悟是我党安全保卫工作的先驱。她的从容、机智、勇敢、缜密，值得每一位民警认真学习。”民警金建海已经在桐乡工作21年，早已记不清来过多少次王会悟纪念馆。每一次实地走访和瞻仰，都让他感受到百年前风云激荡的岁月和革命先驱者的风采。

在王会悟纪念馆，她年轻时穿过的旗袍、已经破损的手提箱、泛黄的笔记本、满是补丁的衬衫、读书看报时用的眼镜和放大镜……一个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老物件，向我们展示着王会悟朴素的一生。

“1920年，王会悟与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达结为夫妇，一直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讲解员介绍。

行走在王会悟纪念馆，凝视一张张黑白照片，浏览一件件革命文物，记者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渡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巨轮。

用好身边的红色资源，汲取无穷精神力量。“在王会悟纪念馆举行民警入党宣誓仪式，目的就是让党的新鲜血液到现场来接受一场思想洗礼，传承红色基因，当好新时代的红船卫士。”浙江省桐乡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朱跃龙说。

如今，王会悟纪念馆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作为人民公安，我们将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全力以赴做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向建党100周年献礼。”桐乡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马卫锋说。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走出王会悟纪念馆，100年前从红船上传出的坚定声音，再次回荡在记者耳边。

红船扬帆，彪炳史册的远航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一封石破天惊的信，从法国蒙达尔纪飞越重洋，落到湖南长沙的青年毛泽东案头。毛泽东复信大赞：“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这封信，这句话，成为中国共产党叫醒世界的第一声问候。

写信者，正是湖南青年蔡和森。他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较系统全面的建党理论等，因诸多“第一个”，成为中共党史当之无愧的“首创者”。

马克思曾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进步青年，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从红船出发，开启了彪炳史册的远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立的胜利，深刻影响着百年来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进程、格局、趋势，其诞生的红船精神，更成为党的一切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源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坐标。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这条光辉的红船，将在党的领航下，带着党的先进思想和行动密码，载着14亿多中国人民，开启下一个百年的远大航程。

红船映初心精神铸丰碑

百年中国长卷，历史的追光始终跟随着一叶红船。

“已快十一点钟了。”

“到六点钟。”

这是开始和闭幕的时间！共产党员王会悟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100年前那个夏天嘉兴南湖会议的7个小时。

在这个平常的下午，船上或穿长衫或穿西装的青年人庄严起立，在摇橹声中低沉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只有几个小时，四周水波声声，游人往来如常。没人察觉到，一叶扁舟从南湖出发，乘风破浪、劈波前行，驶过了100年的时光。

百年岁月弹指一挥间。近日，记者在嘉兴采访时深深地感受到，红色基因，是这片土地上最深刻最鲜明的印记；“红船精神”，是融入共产党人血液之中的信仰和力量源泉，激励着我们不懈奋斗，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红船，寄托着一份信仰

吴根越角，水乡平原，浙江嘉兴南湖以船盛名。

乘船登上湖心岛，红船的模样逐渐清晰。这是一艘单夹弄丝网船，船身长约16米、宽3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通道。其中，中舱有方桌，桌上放着茶具，四周放置凳椅。船艄系有一条小拖梢船，为当时接人进城购物所用。

站在红船边，记者的思绪回到了1921年。当时，中共一大代表们在上海讨论的关键时刻，突然遭遇法租界巡捕搜查。嘉兴与上海距离较近，交通便捷，且小城不易引人注目，隐蔽安全。更巧的是，嘉兴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家乡，正是在她的倡议下，中共一大会议由上海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就这样，上海和嘉兴共同成为了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代表们分批转移到嘉兴，先到南湖的狮子汇渡口，乘坐摆渡船来到湖心岛，而后登上事先租好的游船。在船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船之名红，不在其色而在其意。南湖红船，是党的诞生地之一，是党的初心之源。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从理论上首次提炼和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内涵，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肖纯柏对记者说，这艘红船从南湖出发，沿着井冈峰顶、遵义城头、延安宝塔……一路前行，最终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串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大潮行舟图。

红船，传承着一种精神

作为历史的见证，红船定格在1921年的时空里；作为不灭的精神，红船在每一个时代与共产党人重新相逢。

岁月流转，当年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南湖游船已毁于抗日战火。如今，这艘停泊在南湖边的中共一大纪念船，是1959年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委会在走访了大量老船工、老渔民、老游客等基础上，经王会悟验看和中央审定后仿制的。

“当时为什么要重修红船？”肖纯柏说，就是为了还原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追根溯源。作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亲历者，董必武对红船有着特殊感情。湖心岛烟雨楼的诗碑亭，刻着1964年他登上重修的南湖游船后写下的诗篇：“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中共一大参会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他们不顾个人安危，舍小家为大家，这样的精神令人动容。”在肖纯柏看来，红船浓缩了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和远大理想，他们身上体现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至今仍激励着每一个人。

党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说，南湖红船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文化基因和革命精神。“‘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嘉兴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陈水林说：“红船启航，是实现中国梦真正的起点；红船劈波斩浪，开辟了实现中国梦的中国道路；‘红船精神’凝聚了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红船，绽放着时代光芒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来自五湖四海的朝圣者络绎不绝来到南湖红船边，感悟那份永不忘却的初心，重温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

每次站在南湖红船边，耄耋之年的抗战老兵朱亚都热泪盈眶。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这位1944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离休至今已开展红色义务宣讲620场，听众从幼儿园孩子到高校大学生达5.4万人次，“我希望通过宣讲，把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和‘红船精神’传递给年轻人。”

为了让更多人把“红船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2020年8月，嘉兴南湖区上线了“南湖桨声”宣讲品牌，随后又推出了“南湖桨声‘桨’给你听”系列宣讲短视频，线上播放量达到30万次。

通过创新形式，“红船精神”正以更接地气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讲述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求索中国向何处去的主旋律电影《红船：开天辟地》开拍；展现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历程的电视剧《大浪淘沙》已杀青；歌剧《红船》于2020年8月底进行了首演，呈现了一幅劈波斩浪、驶向辉煌的史诗画卷……

一百年前，一叶红船从嘉兴南湖驶出，引航中国梦；一百年后，南湖秀水依旧，红色土地换了人间——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413元，连续16年居全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66∶1，继续保持全省最低……

“乔木亭亭倚盖苍，栉风沐雨自担当。”在嘉兴，“红船精神”已内化为嘉兴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创新、一心为民的思想自觉。

按下了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快进键”，嘉兴努力践行“八八战略”，始终以弄潮儿的锐气，致力建设长三角核心区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

红色家书：“红船”捎来的家信

接天莲叶无穷碧，山染日色水映红。

夏至时节，在这个火红火红的新时代里，走进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故居，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动的红色文化洗礼，令人感觉幸福的来之不易，而深入的思考，也给火热的季节带来些许冷静。

在何叔衡故居里，几封简短的家信牢牢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书明两兄：……我在此阅中国的报纸，见白崇禧在北京演说辞上云湖南自去年起死去十七万人。又十二月报载，河南饥民有六百万人。即此二事，可知中国之一切情形矣……”

信写于1928年腊月，其时他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他惦记着苦难的祖国，胸中燃烧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烈火。

见字如面，睹物思贤，不禁浮想联翩：98年前的何叔衡站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踏上湖心岛的烟雨楼，那份初心里充满着对人民的无限深情。

何叔衡其实当了多年的教书先生，爱穿长衫，留着一些胡须，外表文静柔弱。而读着这只言片语的家信，另一个信仰坚定、信念永驻的何叔衡崇高形象占据了我的内心，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在那样一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何叔衡和其他革命先驱一样，自始自终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红船起航，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历史征程。从此大海航行靠舵手，茫茫大海，时而暴风骤雨，时而暗流汹涌，唯有稳掌航向，不忘初心，方可扬帆远航到达胜利的彼岸。

“……又云，贫穷、饥饿、纷乱、压迫四者，是一人的鬼门关，是众人的安乐园。我由此想到我一身一家的事，即怡然处之了。我不希望我家活多人，只望活的人要真活，不要活着的还不如死。”

湖湘成长，南湖起航，长汀陨落。何叔衡一甲子的生命中，最精彩的时光都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毛主席评价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他“俯首甘为孺子牛”，为的就是更多人“真活”、活得更好。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毅然请求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无论条件多么恶劣，他始终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每天早出晚归，即便是“每日扶一根拐棍”也不忘革命工作，直到中央苏区陷落，在闽西长汀突围中壮烈牺牲。

他的知己萧三评价他“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是的，何叔衡永葆了一颗共产党员的初心，人民永远记得他，正如诗人臧克家所写：“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何叔衡在苏联留学期间给义子何新久的信中写到：“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一再叮嘱何新久要“做于现时人生有益的事”。这些心声，都是何叔衡一生践行的理想与追求。

何叔衡读了八年私塾，也曾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愤于衙门黑暗，甘愿回家种田，他的家境在当时当地相对较好，显然，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那是为了什么呢？

他在家信中回答了：“须知现在被压迫的太多，都是可怜的人，所以乞怜也是空的。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

在何叔衡心中，中国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中。作为湘籍革命先驱，他由湖湘文化和特定时势所孕育，他与湖南老乡毛泽东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迸出炫目火花，结成忘年之交。

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何叔衡选择了共产主义，凝成一颗“责任、信念、奋斗”的初心。在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下，他寻找解救中国的道路，并在初心信念的指引下奋不顾身，无悔牺牲。

有船，就有远航；有起点，就有初心。何叔衡家信不一定是在南湖红船上所写，但字里行间都是“红船精神”和“探求真理”的味道，它们从南湖“红船”中“捎来”，提醒着后继的共产党人：无论驶出多远，都不要忘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无论驶出多远，都要初心永驻，扎下理想信念的深根。

红船精神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金钥匙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其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是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金钥匙。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共产党人总是能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担当大任。中国共产党敢于在万难时刻挺身而出救民族于危亡，这种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担当，体现“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尝试过救亡图存之道，唯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承担求民族独立、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民族复兴的职责与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南湖红船上一经宣告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扛起解决国内百废待兴以及满足人民希望休养生息强烈意愿的职责与使命，建立了新中国，基本上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主要历史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基本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快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帷幕，自此，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一再证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复兴作为己任，初心不改，矢志奋斗。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卓越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使命，必须要具备“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即使遇到了无数艰难险阻和坎坷挫折，共产党人都绝不退缩，而是怀抱理想，一往无前；始终坚定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从全国各地包括海外冒着生命危险汇聚上海的代表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成立的过程就预示了党的奋斗历程绝不会风平浪静。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早期成立共产党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坚定理想的顽强意志力。无论遭遇何种困难和挫折，中国共产党人依然选择真理和正道，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又经受了诸多考验。特别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逆全球化危机日益加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依然一如既往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人民群众也切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所展现出的卓越能力。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高尚追求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以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政党的高尚追求，这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从此，“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高尚追求。

党的七大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写进党章，首次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抗战结束以后，共产党的军事实力与国民党相差甚远，但最终能够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众，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聚精会神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水行舟，忠诚为民，是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的一条红线，也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在。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发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恒久不变的高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