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召开背景：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的情况下提前召开的。“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十年内乱留下的后果依旧在产生影响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仍在延续，最突出的表现为提出和贯彻“两个凡是”错误方针。面对政治上与思想上混乱的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的强力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的时期，而中国在曲折中的发展却相对迟滞。《邓小平文选》中提到，十年间，“我国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为此，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恢复被撤销的全部职务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重要内容：

这次大会，是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华国锋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的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巩固和扩大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必将成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这次大会将作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恢复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

伟大历史转折的前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在揭批江青集团进一步深入，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是在回顾总结新时期29年来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时，开宗明义地作出这样一个蕴涵广阔历史背景和深刻思想内容的精辟概括的。

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全会重新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等“左倾”错误观点。

全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决定在组织上健全党规党纪，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接受和制造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

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关于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和错误结论、关于薄一波等61人案件、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以及对邓小平1975年工作的评价。全会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为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

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大党章修改，政治生活秩序走向正规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形势发展要求，提前召开了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党章对十大党章作了不少修改，如首次把“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写入总纲，首次要求设立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修订党纪处分适用程序和规则要求等，对重建纪律和规矩具有重要意义。

重新强调恢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十一大党章在总纲中重新写到：“全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些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规定要求，释放出重新恢复党的组织纪律性的政治信号。

十一大党章还在“党的组织制度”专章加写了很多内容，纠正了十大党章弱化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错误，重新强调了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

重新提出维护党纪的原则要求和正确方针

十一大党章的总纲规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加强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党的行为和派别活动，反对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是“六个又有”目标首次被写进党纲。

此外，在对党员提出的八项要求中，增加了“维护党的统一，不参加并且反对任何分裂党的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对党忠诚老实，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内容，突出强调了政治、组织和保密纪律要求，都是对八大党章正确内容的恢复。

首次把“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写入总纲

十一大党章首次在党纲中规定：“党要认真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资产阶级的‘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这是对党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规矩的再次强调，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铲除“文化大革命”期间靠派性选人搞政治斗争的错误做法。

首次要求设立中央和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大党章最突出的政治贡献之一就是重新规定设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这条对于恢复重建纪律检查机关，重新确立依规执纪、从严治党的政治局面，并在领导体制层面固化党的历史上加强纪律建设的有效经验，都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重新修订党纪处分适用程序和规则要求

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体现，十一大党章对纪律处分规定做了大幅改写。如：“党的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时，除特殊情况外，应当通知受处分的本人到会。受处分的党员，对处分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要求复议，并有权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申诉。”此外还恢复关于对申请入党者谈话、审查等程序要求。重新恢复了党员预备期制度，并规定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为一年。

十一大后党的纪律建设出现重大转变

首次强调要学习、遵守、执行和维护党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党规党法，这次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党纪国法修复大会”。如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等。同时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特殊化、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79年下半年牵头组织起草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和实施《准则》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是新时期严党纪、正党风的指导性文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用制度解决正风反腐根本问题。紧盯公款消费重点领域。1980年1月发布《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从精简会议、控制差旅费、节约办公费用、控制小汽车使用、严禁公款送礼请客等13个方面入手，提出一系列纪律规定，体现了抓细抓小、重在可行的特点。

十一大后监督执纪专门机构得到全面复建

十一大党章规定，在中央、地方和军队重设党的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得以落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各级纪委抓好党纪党风教育、处理积压案件、来信来访和建立健全纪委机构等四个方面重点工作。全会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3月9日《关于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出，要求全国省到县党的委员会均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地委成立纪律检查组。4月25日，《关于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意见》发布，要求省、市、自治区、地、州、县委纪委、纪检组（或筹备组），在当年5月底前普遍正式建立起来。11月17日，将地委纪律检查组改为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大后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以平反冤假错案为基础让党的生活“扭转乾坤”，1980年底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彻底平反。

1976-1978 中国政治力量的演变

“文革”中，中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八种:

1.以蒯大富为代表的高校学生造反派;

2.以王洪文为代表的工厂工人造反派;

3.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力量;

4.执行支“左”任务的工人;

5.被打倒的“文革”前位于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6.“文革”前在党内地位并不显赫但在“文革”中积极响应的那些政治掮客;

7.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些不敢公开对抗、还能享有一定自由甚至领导权力的老干部派;

8.对“文革”迷惘、反感的逍遥派。

中国的农民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建国后，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具有感恩的朴素感情。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强力社会控制、社会动员、城乡分割使得农民对自己各种权利的应然性无法理性地加以判断和反思，因此对于“文革”谈不上什么积极的赞成或反对。一个广东农民被当地政府选为中共九人代表后，因为怕耽误农活而主动放弃党代表的资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们的积极性最多也就表现在对地方干部特权的不满上，很有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味道。因此在讨论“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时，本文没有将农民纳入考察的视野。

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对“文革”持积极态度的是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在这段历史中他们各自所承担的任务、所扮演的角色、所而临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学生造反派(主要是大学生)在“文革”初期对既有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各级政府、单位主要是在他们的冲击下瘫痪的、解体的，各级老干部也主要是他们打倒的。但是他们从1967年底开始逐渐淡出权力场，尤其是1968年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大批青年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这股力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到了“文革”后期，他们中的多数人激情消失，甚至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此后，工人全而控制了文教战线。初期，工人造反派中那些怀抱理想和纪律的中坚分子，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得到比以前更多的满足，而且各级革委会中都强调工人成员的必要性，更加重了他们在社会影响中的法码。因此，这一派力量从本能上是不会自觉反感“文革”的。但他们参加“文革”之初的动机和农民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反对干部特权，崇尚平均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朴素理解)。

在“文革”运动中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完成，政治掮客的命运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王力、关锋、戚本禹在1967年8月以后就先后被逮捕;“文革”中一度为政治局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也被打倒、关押;至于“文革”中党内2号人物林彪的折戟沉沙，则预示着这派力量的根本削弱;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直到“文革”结束也未掌握党权和军权，其掌握的政府权力也是有限的。江青甚至长期在政治局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毛泽东几次指示她负责研究国内外动态。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时，“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这个格局为后来顺利地清除“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

首先，从军事力量的政治取向来分析，军方支持党内对“文革”的否定。“文革”中，全国形势是天下大乱，各地政治人物如走马灯般的变化。军事部门内部虽然也有造反派，但主要限于机关，野战军不在其中，而且毛泽东也不允许造反派轻易冲击军事部门。虽然由于支“左”而使部队深陷“文革”的泥潭之中，但军队的领导权一直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控制。林彪集团虽然一度掌握了中央军委的大权，但没有掌握高级干部的任免权，也改变不了军事指挥的传统格局，影响不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最高领导。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任用叶剑英、李德生来主管军队。这两人都不属于“文革”的积极性力量，尤其是叶剑英还一度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他们中绝人多数都受到过冲击，只有王洪文、张春桥是“文革”的坚定派，而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中央军委的情况是如此，各人军区、各兵种、各有关军事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年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领导的名单中得到证实。

这种军队高层的人事格局基本上持续到1980年前后，虽然个别部门的领导职位有所变化，但多属于调动，如秦基伟、刘兴元、张廷发;也有意外死亡的，如皮定均。在中国军队的高层中很多人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迫害。有的被长期关押，有的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但他们对造反派人批迫害老干部的现象恨之入骨，对新权贵则不以为然。张春桥、毛远新等新权贵在军队中虽然挂有职务，但一来人数太少，二来职权、影响也非常有限，只有丁盛、冼恒汉等极个别的高级军事将领后来被中央认定与“四人帮”有联系。也就是说，到了“文革”后期，军事领导权基本上回归到那些党内曾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

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才没有出现混乱，而此后这股力量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发展。他们真正敬畏的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在长期的革命中形成的老领导，所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军方自然支持党内元老们对凡是派的批评。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在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人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

其次，从中央高层的人员构成来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党内老同志在高级干部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在中共十大上，“文革”新权贵派中央委员的人数与中共九大时相比有所减少，但还占有不少比例，尤其是王洪文的突出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到了中共十一大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那时，虽然在思想上中央主要领导强调“两个凡是”，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遵守“两个凡是”，而是坚决地清除了与“四人帮”相关联的重要人物。

从中共十一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人员的构成情况来看，在政治局委员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作为“文革”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又都当选为常委，其中隐含的意义不言而喻;只有倪志福、陈永贵是在“文革”中突击提拔起来的，但他们一个是农民代表，一个是工人模范，与王洪文式的造反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至于纪登奎、吴德这样的在“文革”中由地方大员升至中央领导层中的老干部人士，与常委华国锋、汪东兴一样，既是“文革”中的一定利益的获得者，又与“四人帮”有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是很大的。

在大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政治局内部，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影响上都占有优势的老同志的力量就显得举足轻重。他们在当时虽然真心实意地拥护华国锋，但主要还是从希望其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拨乱反正的政治逻辑出发的，一旦华国锋不能将这个政治逻辑延续下去，这些老革命家就不可能在思想上真正地支持他。华国锋刚刚清除了“四人帮”，如果得不到老同志的真心支持，其政治地位的稳固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华国锋只有按照既有的政治逻辑走下去才能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

如果仔细考察十一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则更可以看清老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总体地位。在全部201位中央委员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亚、林丽锡等19人是建国后入党的。而这19人中有12人是产业工人出身;2人出身少数民族;1位是科学家;1位是台湾籍代表;3位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劳模。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党的，跟“文革”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对于“文革”不一定都很反感，但肯定不特别热情，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文革”的表现。

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人员构成也反映出“文革”前的老同志占据了主体地位。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吴德、韦国清、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邓颖超(女)、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等为副委员长;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席，鸟兰夫、郭沫若、沈雁冰、许德衔、欧阳钦、史良（女）、朱蕴山、康克清(女)、王首道、帕巴拉.格列朗杰、周建人、胡子昂、荣毅仁、童第周等为副主席。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都是“文革”前的党内外名流，都被“文革”所冲击过、迫害过。他们的复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减少了阻力，形成了拨乱反正的共鸣。

“文革”后，由于中国高层政治领导结构的重心越来越偏向那些在运动中被打倒、迫害的党内外元老，因此，解决与这些元老有关的历史问题是这个政治力量格局发展的逻辑必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显然是顺应党心、民心的历史必然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文）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特别是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又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时，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１６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的检验来解决。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它的一个根本特征。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论》）这里所说的是：“只能”、“才是”，就是说，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尔后，根据元素周期表发现了几种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在三百年里一直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加勒于一八四六年确实发现了海王星这颗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才被证实了，成了真理。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正是千百万群众长期实践证实的结果。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原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开始并不出名，反动派围攻它，资产阶级学者反对它，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攻击它，但是，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终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

检验路线之正确与否，情形也是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革命的路线是否正确，同样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发生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那时第二国际的头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宁主义者是少数，斗争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俄国十月革命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列宁主义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占主导地位。长期的革命斗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正反二个方面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正确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就是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一点，在“四人帮”曾经篡夺一个时期的宣传大权、把理论问题搞得非常混乱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大肆鼓吹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疯狂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例如，他们炮制“天才论”，捏造文艺、教育等各条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伪造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变成走资派的“ 规律”，胡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的谬论，虚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无稽之谈，等等，所有这些，都曾经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理论”，谁反对它，就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谬论，根本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它们连同“四人帮”另立的“真理标准”一个个都象肥皂泡那样很快破灭了。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他们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大的权力证明不了真理。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自居，实践证明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骗子。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客观真理，它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于它们高度概括了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正因为这样，我们要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１卷３２８页）。理论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来源于实践，又能正确指导实践，而理论到底是不是正确地指导了实践以及怎样才能指导实践，一点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不掌握这个精神实质，那是不可能真正发挥理论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批判修正主义，难道不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衡量，从而证明修正主义是错误的吗？我们说：是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这些基本原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从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概括起来的，它们是被长期实践证明为不易之真理，同时我们用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义，仍然一点也离不开当前的（和过去的）实践，只有从实践经验出发，才能使这些原理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批判只有结合大量的事实分析，才有说服力。不研究实践经验，不从实践经验出发，是不能最终驳倒修正主义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导思想，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这些新的观点和理论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例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是有个新的结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去检验，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才能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学说是真理。
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291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辨证唯物主义。

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一八四八年《宣言》发表后，在四十五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七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２８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５１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一八七二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２２９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 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３卷２０８页）

毛主席一贯严格要求不断用革命实践来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当时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所发生的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因此，一九五八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语的时候，毛主席特别写了一个说明，指出这些按语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该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２２５页）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绝对“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他们作出的一切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只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他们处处时时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论断、指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毫无偏见。他们从不容许别人把他们的言论当作“圣经”来崇拜。实践之树是常青的。正是革命导师的这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辨证唯物主义立场，才能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而永葆其青春。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不仅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而且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因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有相对的意义。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来讲，它又是绝对的。所以列宁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 。（《列宁选集》第２卷１４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