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召开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1249人，代表全国 2800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名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

重要内容：

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

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加强团结，集思广益，共同努力，开得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走向大治的重要标志，在国内国际都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召开节奏最快的大会

这次大会是一次召开节奏最快的大会。

七大开了49天，八大开了12天，九大开了24天，而十大只开了5天。

8月24日晚，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有三项议程：一是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该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二是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的党章基本精神与九大是一致的，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条文部分改得不多。总纲中只取消了有关林彪的论述，同时又充实了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则。三是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十届一次会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毕竟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最后一次参会的毛泽东目送代表退场

这次大会是两位伟人最后一次出席的大会。

九一三事件给已经78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那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这是他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因病情没有亲自讲话的党的代表大会，当时主席走路都很艰难，还有点气喘吁吁。开幕式那天，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主席宣布散会时，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才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此时主席再站起来是很困难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他身体的真实状况。他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最后总理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

曾坚强如铁的毛泽东竟然衰老至此，人民爱戴的好总理也已身患癌症，以五尺虚弱之躯，忍辱负重，力撑危局。这是两位伟人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情此景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脱颖而出” 造反派跻身中央核心

党的十大是提前召开的。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急需修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要尽早进行调整，同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必须对林彪事件作出正式结论。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关于十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及修改党章的原则、方法。与此前不同，十大的代表不是由省级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而是通过“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

关于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干部应具备两个主要条件：一是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二是要年轻。他多次说要提拔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1972年7月，毛泽东再次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30至40之间，要工人和农民。”“文革”中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此“脱颖而出”。

1973年8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7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

许多老干部对造反起家的王洪文迅速跻身党中央核心要职纷纷表示不满。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再次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统一认识”。会上，周恩来表明，自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我们应根据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虽然经过讨论，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各项预选名单，但这已清晰表明了中央内部的分歧。对王洪文的反感和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顾全大局，周恩来署名政治报告

1973年8月24日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1249人。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大会通过的主席团领导成员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十大有三项议程：一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二是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交《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是选举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开幕式上进行了前两项。

政治报告是张春桥起草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说：“（十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

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周恩来依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考虑面对的各种问题。对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一向是弃之不顾的。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当场拒绝了江青提出将“儒法斗争”写入中共十大报告的主张，但他的话说得很委婉，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最终，这个由张春桥起草的报告继续肯定了中共九大的路线，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于林彪集团，报告认为“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这样的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政治报告认为国内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报告没有正确总结林彪事件的教训，却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这种“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使得“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所造成的破坏也愈加严重。

随后，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强调“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报告中，王洪文还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进而在党章修改草案中增写了“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内容。毋庸讳言，这个党章修改草案的基本精神与九大通过的党章是一致的，都是“左”倾错误思想的产物。

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鉴于身体原因，毛泽东事先声明不再出席十届一中全会，这以后，毛泽东也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全会。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会上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

挽救危局邓小平重回领导岗位

十大的召开，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当时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些积极成果。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这时的党还没有从林彪事件中汲取到足够深刻的教训，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严重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依然被损害，个人专断作风与九大时相比没有改变。

这次会后，许多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造反派人物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江青集团重要成员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江青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兴风作浪，为夺取更多的领导权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们的肆意妄为，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破坏，使1972年前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局势随时有可能再次出现混乱。

但也正是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十大前巧妙把握机会，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使遭受迫害的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重新回到了重要领导岗位，协同其挽救危局，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举国共睹的积极成果。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后，毛泽东也希望结束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国家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毛泽东也清楚这方面的工作交给造反派根本不行。

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泽东逐步把统筹全局、治理国家的重任移交到邓小平身上。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局势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同时党内围绕着整顿与反整顿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给已经78岁高龄的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尽管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撑，不断受着老年疾病的折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经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不断地好了又犯。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1971年快入冬时，他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决定冒着严寒出席追悼会。其后，其病情急遽变化。一个月后，毛泽东突发休克，经紧急抢救，才脱离危险。这次重病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毛泽东重病的情况，外人自然都不知道。1972年的一年内，毛泽东没有出席重要会议，没有长篇讲话，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极少。

到了1973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从前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2月17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3月26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

8月24日晚，党的十大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就是在这种不太好的身体状况下参加大会的。

两个报告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散会时的情况，护士长吴旭君作过这样的回忆：

“1973年十大召开的那段时间，毛主席的身体不太好，主要是他的腿不行，走路走得不太稳，可以说是步履艰难，而且有点气喘吁吁。大会开幕的时候，主席出席了，代表们热烈地鼓掌，气氛相当好。后来宣布散会了，我看到主席两只手扶着椅子使劲往下压，他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支撑着站起来。于是我马上叫人过去搀扶他，并把椅子往后挪，好让他站稳。这时，台上台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持续了十分钟之久。我估计是总理发现主席的腿在颤抖，他让主席坐下，主席也就毫无顾忌地一下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而台下的代表仍一个劲地向毛主席欢呼。尽管总理打手势要大家赶快退场，代表们还是不肯离去。”事实上，毛泽东再站起来是很困难的了。但又不能让代表们知道毛泽东身体的真实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向代表们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此时，周恩来对代表们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于是，毛泽东显出笑容，在周恩来的陪伴下，待到会议落下帷幕。

坚强如铁的毛泽东竟然衰老至此；人民爱戴的好总理也已身患癌症，以五尺虚弱之躯，忍辱负重，力撑危局。看着这一幕，不免让人感伤万分。

落实干部政策初见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共 1249人，代表全国 2800万党员。

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全国各方面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召开的。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王洪文负责的党章修改小组提出党章修改草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等13名老干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大会的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政治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指出，我们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王洪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错误地肯定九大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党章修改草案肯定“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意义，并且写上：“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实际上是把九大肯定的错误理论写进党章，使它合法化。大会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会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进行处理和采取的全部措施。

28日，大会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

十大的召开，在一定程度内反映了当时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的一些积极成果。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等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但是，这时的党还没有从林彪事件中汲取到足够深刻的教训，阶级斗争扩大化还严重存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依然被损害，个人专断作风与九大时相比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