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召开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4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由于当时各地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进行代表的选举，多数代表由革命委员会同各造反组织的头头协商决定或上级指定，以致很多品质恶劣的帮派骨干、打砸抢分子，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成了九大代表。有的人是在确定为九大代表之后，才赶办入党手续，或在赴京列车上突击入党的。相当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处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作为代表出席九大。

重要内容：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林彪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大会还选举了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４月2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八大党章作了错误修改。

历史意义：

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的人生结局

党的八大到九大间隔了1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69年4月1日─2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

1969年3月9日─27日，九大预备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预备会上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它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九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大会分组讨论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取消了中央书记处、中央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那么，中共九大政治局委员（含候补）25人，其人生结局又如何？

1、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中国革命历史巨人，于1976年先后逝世；

2、林彪、叶群夫妇，于1971年9月13日叛逃出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1973年8月20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的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3、陈伯达，1970年，他在第三次庐山会议 上被毛泽东点名批判，1973年8月中共十大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去世，终年85岁。

4、“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大决定开除该四人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四人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其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4年在济南去世，终年89岁；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83年4月26日于青岛保外就医时因病去世 ，终年73岁；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保外就医，安置在太原。2009年1月3日7时30分逝世，享年95岁；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2年7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5、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张春桥 、姚文元三人实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三人党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了宣判，其中 ：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终年77岁；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依法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2005年4月21日因患癌症死亡，终年88岁；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2005年12月23日，因患糖尿病病逝，终年74岁。

6、谢富治，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原《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7、康生，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1980年，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撤销悼词；其骨灰被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

8、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9、纪登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去所有职务。1983年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正部级研究员。1988年7月13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于北京，享年65岁。

10、汪东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并被免去其兼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2015年8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11、叶剑英，1971年7月至1972年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先后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1974年1月，叶剑英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同邓小平一起指挥西沙自卫还击作战，收回了被侵占的岛屿。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叶剑英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力主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职。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2、刘伯承，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直至耄耋之年，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13、许世友，曾历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1979年先后指挥了西沙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1985年10月22日因病救治无效逝世，享年81岁。

14、陈锡联，历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80年1月被免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和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9年6月在北京因病抢救无效逝世，享年85岁。

15、李先念，“文革”中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1992年6月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16、李雪峰，“文革”期间隔离审查8年之久。1983年6月李雪峰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3年3月1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17、李德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历任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等职，2011年5月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

中共九大选举中唯一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人是谁?

中共党史上曾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传奇人物。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在中共九大选举上竟然全票通过，是唯一和毛泽东选票一样多的人，林彪比他还差两票。于是他当上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他叫王白旦，之前是一个钢厂工人。

王白旦原名王白蛋，1935年出生在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区。名字“白蛋”意思是又白又胖，像石头一样结实，老辈最大的希望是他长大后成为顶门立户的好庄稼汉。后来乡村的私塾先生根据谐音把他的名字改成了“王白旦”，预示他将来如旭日东升，没想他的经历真如他的名字一般。

解放后王白旦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1969年九大召开以前，上级把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条件是:必须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那时，厂革委会中意的人选要么不是党员，要么是党龄不到7年，他的条件正好符合，这样他就成了九大的代表。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当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时，作为工人代表的王白旦竟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王白旦不懂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由于没人认识他，因此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还不懂得谦虚，给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的一员，票数上是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于是他当了中央委员。

王白旦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有些“大人物”也热心地为他改名。在一次座谈会上，陈伯达按照周总理的意思，把他改名为王白早。后来陈伯达被判了死刑。有人就提出了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提议成立专案组，幸而周总理解了围：“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叫工人背包袱。”

江青知道这事了，让他再次改为王百得。他还有些不愿意，但无奈地接受了。后来，在党的“十大”上，王百得再次成为100名中央候补委员的成员。

四大帮倒台后，王百得这段改名历史，使他成为市“揭批查”的重点审查对象，从1978年起，先是被审查8个月，等待处理则延续了3年多。最后得出结论，他和四人帮没什么关系才没事。有人劝他把名字改回去，他倔强地说：“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

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属一般性问题，材料归还本人，工作另作安排。”两种职务安排，请他选择：另任新职或易地做官。已经厌倦官场的王百得明确表示：弃官为民，回钢厂重操旧业。但是，王百得毕竟当过“中央领导”，于是工厂给他安排了一个平炉分厂“顾问”的衔，既指挥不了人，又不用参加一线劳动。可王百得一回厂就三班倒，还真正当起了工人。

1989年王百得临近退休。妻子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多拿400多元报酬。然而，分厂领导愿意再留他一段时间，搞好“传、帮、带”，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1990年后就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100元的补差费，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统统没他的份。然而，他说：“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他又在炉前奋战了5年。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开始每月只有300元退休金。如今，王百得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由在市电视台工作的儿子照顾着安度晚年。小人物王百得经历了大起大落，不可思议的人生，终究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对他来说这也许更幸福。

九大报告两易其稿

       历次党代会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政治报告的发布了，它往往代表了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对未来的规划，所以，起草政治报告被作为历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准备工作而受到高度重视，九大也不例外。陈伯达是党内的大笔杆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文采极好，历史上也写了不少重量级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在推行“左”倾理论上出力不少，著名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陈伯达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起草过许多重要的文件，这次起草九大报告自然少不了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从1965年在上海搞了那篇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一路走红，作为党内笔杆子的“新秀”，实力也不容小觑。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就落到了这3个人的头上。

由于预定由林彪在党的九大上做政治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所住的毛家湾谈起草报告的问题。林彪一向比较欣赏陈伯达，决定报告内容由陈伯达考虑，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作为一个所谓的“大理论家”，自恃资格老，水平高，从心底里就看不起张春桥、姚文元这帮靠造反起家的小字辈，所以他不愿意同张、姚合作，加上起草人的名单上也是他排在首位，他便私自决定撇开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写。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他带着这个提纲和林彪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做了一些改动。定稿后，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圈阅退回，表示同意。就这样，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他这样的做法弄慌了同是起草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几次三番地来电话询问报告的起草情况，而陈伯达要么不理，要么找个事由搪塞过去，张、姚一连来过几次电话，以后，再也不来电话了，看来两人明显是被惹恼了，准备采取措施报复一下这个所谓的“大理论家”。陈伯达急于邀功表现，写这个报告很艰苦，每字每句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时间在不断地向前推移，离大会召开的日子也一天天临近，而陈伯达的起草工作却进展得十分缓慢，先前报送毛泽东的一部分稿子也始终没有回音。到底中央同不同意呢？陈伯达心里没有底，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越是这样越写得慢。当他的稿子写到只剩下最后一点时，毛泽东忍不住了，召集了一个会议讨论报告起草工作的进展。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周恩来说：“看来恐怕不行吧！”毛泽东对陈伯达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而耽误九大的召开非常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而陈伯达也抓紧进度赶写出了政治报告的全稿。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泽东和林彪审看。毛泽东看了之后，觉得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可以用，但要做大的修改，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陈伯达的稿子就被直接搁置一边了。直到九大召开以后，陈伯达收到毛泽东处退回来的文件，才发现之前他送去的报告稿的第一部分，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拆封，更不用说看了。陈伯达对此很是失望，这也许正预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失势。

因为政治报告迟迟没有拿出来，九大又推迟了一个星期才开会。当时由于代表都已经陆续来到了北京，只好先组织他们参观。作为报告人的林彪只和陈伯达商量过起草报告的问题，他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也很不满，在九大上只是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了多次磕磕巴巴的情况。

极为严格的保密工作

与八大自信开放的风格完全不同，九大从筹备到开幕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保密措施。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个年代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1969年，两国两党之间关系的公开恶化，已经持续了10年。这年春天，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苏联边防军几次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造成了流血事件，我边防军被迫奋起反击，逐出入侵者。这使得事态更为激化，上升为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随后调集军队，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和中央由此判断：国际形势严峻，战争难以避免。马上要召开的九大，备战也成为重要的议题。为了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也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九大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为了保密，事先并没有公布九大召开的日期，开会前3个月，代表们先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起来进行全封闭的学习，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了少数军政高级领导之外，其他人一律禁止外出，随时准备进京出席九大。由于九大代表不是选举出来，而是各革委会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协商推荐”的，有些代表文化素质很低，闹出了不少的笑话。广东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眼看年关将近，还迟迟没有进京的消息，就不干了，提上自己的小包要回家，结果被哨兵给拦住了。哨兵问他：“你不想去北京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这位代表满脸委屈地说：“眼看快过年了，我家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猪谁来杀？”

日复一日，好不容易盼来了进京通知。代表们被以参加学习班的名义分批召集到了北京。到京以后，他们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代表入住的宾馆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室内电话也被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不能让“阶级敌人”觉察丝毫痕迹。不久，代表们得到通知说，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处于天安门广场附近，游人很多。1500多名九大代表要在这里集会，想不为人知，绝非易事，为了保密，大会的组织者真可谓煞费苦心。据当年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回忆：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外面的行人看不见。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这样每个宾馆只需六七次，约半小时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也是精心安排的。比如说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到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一公里，行车时间也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怀疑，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由便门进入会场。会场内也是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保密工作做到这个程度，可以说是滴水不露，加上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外界根本不知道中共九大召开的时间和地点，甚至不知道有这回事。所以，当4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洪亮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时，国内外才知道中共九大已经召开。这件事情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媒体迅速报道了大会召开的消息，同时都很惊讶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看了之后也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非常高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开始

1966年，正当我国基本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中美破冰”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这里是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家乡。

在尼克松总统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个来自中国的军绿色木箱，这个看似普通的木箱为什么会摆放在一位美国总统的纪念馆里呢？

1972年的4月26日，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兴兴”和“玲玲”，装在绿色木箱里乘坐专机到达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尼克松夫人亲自出席了大熊猫馆的揭幕式，公开展示的第一天就吸引2万人排队参观。“兴兴”和“玲玲”打通了中美大熊猫外交的桥梁。这一年被美国民众称为“大熊猫年”。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

这是1971年10月，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投票现场，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会议大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足足持续了两分钟，2名年轻的非洲外交官兴奋地在会场上跳起舞来。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正式访华。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尼克松说：“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感慨地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尼克松。

谈话时间原定15分钟左右，但是年近8旬的毛泽东和尼克松谈了70分钟。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虽然语速缓慢，但是思维仍然像闪电一般敏捷。

上海锦江饭店，是尼克松此次中国之行最后下榻的地方。1972年2月28日，最后敲定的《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发布，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在《公报》中，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美方则表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破冰，举世瞩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影响。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新中国外交的重大突破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滨，联合国总部，当地时间1971年10月25日晚，这是一个载入新中国外交史册的重要时刻。

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与会的许多代表热烈鼓掌、握手、拥抱，有的跳起舞来，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毛泽东主席在得到消息后说：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诞生于二战硝烟之中的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寄托着人类永不再战的理想。

联合国和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创建之初，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中国共产党对联合国的作用有着充分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公认的原则，应由中国新政府指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及其有关机构的工作，把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一个提案，就是《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郑重声明：国民党政府已经“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取消它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无理阻挠。从1949年到1971年，围绕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长达22年的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逐渐成为联合国内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斗争。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经过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克服美国、日本等企图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障碍，这一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后，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15日，中国代表团肩负全国人民的重托，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受到大多数国家代表极其热烈的欢迎。

自那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

不正常的代表“推选”

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而九大则不然。由于当时各级党委被打倒，都没有恢复或建立，党员也无法参加组织生活，九大的代表不可能由选举产生。当时采取的办法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荐代表，实际上几乎完全是由几个核心小组成员说了算，点了谁谁就是党代表。更有甚者，有些不是党员的人也会 “突击入党”，成为党的代表。

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句“名言”：“ 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姚文元在上海说：“首先是要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在这样的标准下，靠造反起家的上海“工总司”司令、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不经过选举，便被认定为九大代表。

更为荒唐的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造反派头头陈阿大甚至在还不是党员的情况下，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为了让陈阿大尽快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10天时间。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便由张春桥在“上海市中共九大代表名单”上填上了名字，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直到他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更为可笑的是，不知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是自己疏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竟然没有交给党组织，直到他锒铛入狱，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屉里发现。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标准之下，九大选出了代表1512人，其中，大部分并不是由各级党组织选举产生，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和“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这也使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把他们帮派体系内的许多人塞进九大代表名单中，造成了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中共九大，探索路上遇波折

中共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召开的，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九大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严重极“左”，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错误纲领、方针、政策给予了全面肯定，使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预备会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九大共有三项议程：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

林彪代表党中央宣读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旨在为“文化大革命”作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政治报告从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出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八大以来党的历史在许多重要方面作了歪曲的总结，反而肯定了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践上的许多“左”的错误，恰恰把党在八大以来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许多正确的思想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包括了林彪、叶群、江青、陈伯达、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2人。在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并没有像毛泽东所预想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此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为了夺取更高的权力走上了不归路。

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严重脱离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在此大环境下召开的中共九大，不可能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