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召开背景：

早在1937年12月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1945年4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 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 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1945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七大的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重要内容：

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式，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理论，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历史意义：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怎样诞生的？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当这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时，人们不禁回忆起铁道游击队中的这样一个情节：游击队接受了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这位胡服同志就是一路历经艰难险阻前往延安参与筹备中共七大的刘少奇。1942年12月30日，经过九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103道敌人的封锁线，刘少奇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延安。

自1939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不久，全国各地的代表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日夜兼程向延安进发。他们克服交通不便、穿越敌人封锁线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等种种困难，有的同刘少奇一样，由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一程复一程接力护送；有的化妆成商人、小贩等，一步一步艰难跋涉；有的绕道穿越7个省，历时15个月，徒步行程1万余里。毛泽东在延安专门接见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他风趣地说：“你们过了长江，又过了黄河，过了津浦路，又过了陇海路，还翻过了太行山。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你们走过来了！我们过去叫长征，你们呢，也是长征，人数少一点，是小长征。”

1945年4月23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怀着无比喜悦与激动的心情、肩负着全国121万党员的重托，充满信心地走进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们平均年龄只有36.5岁，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23岁。他们中有军事家、革命家及各地区各级党政军领导，还有来自基层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

这次大会历时50天，成为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会期最长的一次。期间大会与小会穿插进行，民主气氛十分浓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和讲话。许多代表纷纷要求发言，也有的代表反映讨论的时间不够，所以主席团决定延长大会时间。就这样，从春末到盛夏，党的七大跨越了两个季节。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同志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同志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努力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胜利。

七大会议召开时间几经变更，多次延宕的背后故事

于抗日战争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但其召开时间却屡被推迟。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延安召开，期间相隔了整整17年之久。相距这样长的时间，是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的。

事实上，党的最高领导层对召开七大，曾有过多次动议和酝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推迟。

七大多次延宕的最大因素是动乱和战争。

实际上，早在1931年1月的中共第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曾有过准备召开七大的动议。全会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之后由于国民党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加之这期间，党的最高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的被捕叛变，中共中央被迫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这样，召开七大自然无力顾及，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筹委会下设了一个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的秘书处，以及由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会议的召开已指日可待。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关于召开七大的有关事项。任弼时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当年的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当年9月1日前确定代表人选。

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召开七大。后因张闻天与毛泽东交接党的总书记工作和整风、大生产等运动再次推迟。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8月1日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决定了七大召开的日期和议程。

1945年4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终于开幕。

在自己建造的房子里开党代会

与中共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经历了多次反复。

据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会议的地点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他们认为，那里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交通不便；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三是那里的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

中央领导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安塞计划放弃后，有关部门又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枣园树木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住处较近，便于及时汇报与沟通；枣园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便于采购和供应。然而，待一切就绪后，却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而且水质也不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最终还是放弃了。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最终将七大会址选定在了延安杨家岭。礼堂的地基是原有的，这座可容纳三四百人的砖木结构、茅草覆顶的礼堂在遭受火灾后留下了废墟。会址确定后，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重新设计了建筑方案。杨作材加班加点拿出了两个修建方案。一个规模相当宏大，足够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在一幢建筑内工作。李富春看了这个方案开玩笑说：“你不是想在这个地方建都吧？”另一个方案因为比较实用更像个开会的地方，便确定了下来。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义务劳动。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建筑是什么用途，因为是严格保密的。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修建，1942年完工。整个礼堂建筑朴素大方、壮观美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外观是仿苏联式，内部是陕北窑洞式的石拱结构。礼堂可以容纳上千人。修建这么一座礼堂，今天来说可能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的延安，可称得上“宏伟建筑”了。这也是当年延安唯一的有木梁和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因为前六次党代会都是在别人修建好的房子里召开的，所以，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七大会期总共50天，在自己建的房子里，中共中央构筑了第一座理论大厦——毛泽东思想。中共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虽然七大最终顺利召开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出席会议的700名代表是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的。由于战乱，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其中有不少人来自沦陷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的是步行；因为路途遥远，环境险恶，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甚至提前几年出发，靠一双脚板昼夜兼程；有的是由游击队护送来的，有的则是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护送来的；有的是从国外辗转归来的。有的同志在路上遇到敌人袭击时身负重伤，甚至牺牲在途中。对党的忠诚，对延安的向往，使代表们历经艰险汇聚到了宝塔山下。

“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

选举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是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

七大的选举，有一个过程。首先是酝酿阶段。在酝酿阶段中，代表们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对犯过错误的同志，该不该选举？

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既要选举那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也要选举在那时犯了错误，（现在）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的人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对那时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经过学习，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大的免疫性。”

经代表们充分酝酿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王明等几位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高扬文作为太岳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高扬文担任计票员。投票后，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突然出现在计票员们面前，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毛泽东来到了他们的工作现场。毛泽东坐了下来，笑容满面地问起每位候选人得票的情况。大家将已经计算出来的票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很关心地询问了洛甫（张闻天）与博古（秦邦宪）的得票情况，还特别问了王明得票多少。因为票数还未统计完，计票员如实作了回答。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说：“最好能选上。”他又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然后，毛泽东平静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计票员们把选票统计完毕。当毛泽东看到秦邦宪（中委最后一名）、王明（中委倒数第二名）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时，脸上露出了笑容。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关心博古（秦邦宪），尤其是王明能否选上中央委员呢？毛泽东在作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时解释说：从党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手推开，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就行了。毛泽东还在另一次会上说：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毛泽东还说过，批判陈独秀时有些偏重个人责任，而对总结经验不够。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很关心王明能否当选，亲自来到后台了解情况。足见，毛泽东能够如此宽宏大量，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团结为重，体现了何等的高风亮节。由于心情舒畅，随后，毛泽东便与高扬文攀谈起来。他首先询问了高扬文的名字。高扬文回答说，名叫杨文（这是当时的名字，未加高姓）。

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名字很好，‘杨柳、文章’。”顿一顿，他又说：“杨树、柳树都是好树种，特别是柳树，把树枝插到地下，就会生根成活。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延安的干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们要像柳树一样，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要到那里生根，和当地的干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毛主席的这一番教导，对高扬文等同志都有很大的启发，影响了他们一生的信仰和工作态度。毛泽东和大家一面交谈，一面在后台共用便餐，吃了一顿红烧肉。

圆满完成中共七大警卫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为确保安全，大会成立了警卫处，由陈龙任处长，并下设内勤组、警卫组、防空指挥组。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市公安局担负杨家岭外围和城区的安全及巡逻任务。期间，保安处和公安局多次与中央警备团开会研究警卫工作，制定详细方案，密切分工协作。由于动员充分、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这次警卫任务圆满完成。

会议期间，警卫工作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枣园至杨家岭之间的延河桥是出入延安的重要通道，有一天河水突然暴涨，延河桥开始晃动，一端的木料、石块被冲走。如果桥被河水冲垮，将直接影响代表的通行。在这紧急关头，在桥上执勤的战士纪永昌急忙跳入水中查看，却被一股洪流卷进了漩涡。纪永昌凭着较好的水性游出漩涡，查清了木桥晃动的原因，并与赶来救援的全班战士一道，及时把桥修好，保障了代表们顺利通行。

为什么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经历了一个演进的过程？

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是一个“带有党章性质的纲领”，中共二大才正式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成文党章。从中共二大到六大，中国共产党都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但这个时候的党章，都是单纯的组织法规式的章程。修改的内容，也主要是组织法规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这种状况，是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更直接的是受俄共党章的影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和纲领就是分别起草通过的。列宁领导创建的俄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做法。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章是“党组织的形式和准则的总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组织规则”。后来的苏共领导人日丹诺夫也说：“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建设的组织原则，体现在党章内，党章决定着党的组织的实践活动方式、党的结构形式和党的生活规则”。正因为如此，俄共一贯是把党章的内容限于单纯的组织法规模式的。1903年列宁领导制定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个党章，就是纯粹的组织法规内容。从1917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十四条，到1919年12月俄共（布）党章六十六条，都是组织法规的内容。直到1936年联共（布）十八大通过的党章，才在党章的开篇增加了说明联共（布）基本政治观点的引言部分。

不过，这个引言部分很简短，一般都是党纲内容概括。由于俄共党章的这个特点，普遍认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国共产党党章通行的一般结构模式形成了，其基本结构框架是：引言（总则、前言）；党员（入党条件、权利、义务、入党手续、撤销和批准处分、预备期）；组织结构（原则、民主集中制、选举与干部、纪律、派别、党内民主）；党的高级机关（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监察与检查委员会）；党的下级机构（省、州、市、县）；党的基层组织；青年组织；党与军队；党与非党组织；经费与基金。这个结构，基本还是一个纯粹的组织法规的结构。在俄共历史中，党章和党纲始终是分开起草和通过的，其70多年的历史上，共通过了16部党章、四部党纲。尽管苏共的章程和纲领是分列的，但是其关系是密切的，列宁曾反复强调党章和党纲的相互适应性和统一性。苏共每一次纲领修订所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都是随后党章修订的基本依据，都要在党章引言中反映出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章最大特点就是，增加了总纲部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导思想；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等问题。这使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一部政治纲领与组织法规相统一的，结构上完备、成熟的党章。七大党章所确定下来的这种中国共产党党章结构模式，以后就再也没有改动过。七大党章的这种模式，不仅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党章和党纲的适应性原则，而且更为简洁明确。

陈潭秋：“特殊”的中共七大中央委员

陈潭秋，1896年生，在这个大别山脚下的小山村，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他离开家乡到武汉求学，1916年进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学习，后与董必武等人筹办武汉中学，任英文教员。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员，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　　

1920年秋，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此后，陈潭秋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汉地方执委会委员长、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江西省委书记、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福建省委书记、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　　

红军长征后，陈潭秋留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江西分局组织部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陈潭秋在一封家书中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深歉意：“老母去世的消息我也早已听闻……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如果早几年免受诸多苦难啊！”

“他就是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英雄人物，心中永远装着贫困百姓。虽是书生出身，但依然敢于持枪上火线。”陈潭秋故居纪念馆馆长丁海舟说，大家看到陈潭秋的照片多是左侧脸，因为他的右耳在游击战中负伤。　　

1939年9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他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了灵活巧妙的斗争。当盛世才公开走上反苏反共道路后，1942年夏，党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并表示：“只要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

1942年9月17日，陈潭秋被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逼迫他“脱党”，他拒不屈服。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狱中，时年47岁。　　

陈潭秋同志牺牲的消息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还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代表们没想到，陈潭秋早已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作为一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员，陈潭秋虽无缘见证中共七大召开的盛况，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但他的革命精神仍在代代相传。　　

如今，大别山下每天都在变化，干净宽阔的水泥路穿村而过，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排列，错落有致的民房镶嵌其中；英烈故居、红色展馆，与各式民宿农庄，相得益彰，诉说着这里的人们在百年风雨中一次又一次战胜艰险，在伟大复兴新征程上一步又一步不懈前行。　　

七大前夕为什么要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一场关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大事变”即将出现。重新研读中共七大文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科学回答了战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运筹帷幄，周密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以高度的战略思维，引领形成七大正确的路线、纲领、策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把“准备应付大事变”作为基本方针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时就预见到“大事变”的来临,并作好战略判断和谋划。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这次会议于1944年6月5日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大事变”将带来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只有全党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占据时局主动，争取革命胜利。1945年3月31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更加明确表达应对“大事变”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他解释道，光明的命运即战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黑暗的命运即战后仍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继续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变”，适时提出了七大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可见，毛泽东在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变局，把应对“大事变”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

全面提出应对“大事变”的纲领和策略，指明争取光明前途的途径和办法

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后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就要提出解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国问题的方案。毛泽东早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1945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形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方略。

针对当时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一系列具体纲领。在这些具体纲领中，最重要的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解决当时中国所有问题的政治前提。毛泽东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是在国共两党谈判中提出来的，国民党企图通过美国政府的所谓协调来消弭这一口号。到七大召开时，面对“大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纲领的形式，突出地打出这一政治口号，产生了更加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还提出两个策略转变，即作战方法由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关于运动战，他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事先要有清醒的头脑，以减少转变中的意见分歧。“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关于转向城市，他说：“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尽管这些不是眼前的现实问题，但是“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关于东北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要努力争取。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就获得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根据地分散分布且没有工业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军队，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周密做好应对“大事变”的最坏准备

尽管毛泽东对时局的走向作了乐观的判断，但是他仍然告诫全党：“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分析了面临的不利条件：“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在1945年5月31日作七大结论报告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准备吃亏”，一口气讲了要准备挨外国人的骂、国内大骂、爆发内战等17条困难。准备吃亏，并不是对前途悲观失望，而是要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定要胜利”的8条理由，如：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这8条都是与困难并存的，或者被困难逼出来的。看起来是在说“一定要胜利”，其实是在讲如何坚定信心，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怎样寻找办法。毛泽东所讲的17条困难后来有的出现了，有的部分地遭遇了，但8条胜利的理由分别应验了，全党没有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因而也就能迅速作出战略调整和合理应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虽然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与75年前有很大不同，但毛泽东应对“大事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有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激励意义，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它，学习它，发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