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解决了两大问题

召开背景：

1927年7月15日，中共五大闭幕后两个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这时的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重要内容：

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大会指出了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

历史意义：

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并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党代会

1927年，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到了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140多名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会聚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唯一一次有共产国际代表全程参加并指导决议起草的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28年3月召开党的六大。

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险恶的环境，很难找到开会的安全地点。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在选择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米特凯维奇在上海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信时，谈到中共召开党代会的问题。

他提出：“我们认为在苏联境内召开代表大会是合适的”。中共中央考虑到，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3月底，共产国际同意将开会的地点确定为共产国际所在地莫斯科。

从4月下旬开始，各地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前往莫斯科。他们除小部分从上海乘商船到海参崴过境，改乘火车赴莫斯科外，大部分人赴莫斯科的线路是由上海经大连至哈尔滨，或由北京经天津至哈尔滨，然后再由哈尔滨通过中东铁路到绥芬河或满洲里出境。中共中央责成哈尔滨党组织设立秘密接待站，接头地点是中央大街上一个卖旧衣服的商店，接头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六大的预备会议。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区五一村公园街18号的“银色别墅”内举行。五一村（俄语音译“别勒乌麦斯基村”），原名旧尼科利斯基村，是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的庄园，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这里离莫斯科中心西南约40公里。“银色别墅”是一幢红砖墙壁的3层乡间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照耀下耀眼夺目而得名。

中共六大为何远赴莫斯科召开？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六大对群众路线的贡献

1.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中共六大根据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较为正确的分析，确定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制定了党的群众工作策略，强调“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为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党要深入到阶级冲突中，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的冲突、农民与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长官在军营中的冲突等琐小的冲突去宣传鼓动群众，解释过去革命的经验，调动广大工农群众回到党的工作目标上来。为更好地争取群众，大会还就如何争取党员群众、农民群众、职工、兵士、团员、妇女、铁路工人等不同层次的群众，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作出了专门的部署。

2.批评了党与群众隔离的主要错误倾向。六大认为，“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政策，要看党内是否消除其左倾错误与情绪，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式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大会集中批评了当时使党与群众隔离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两种危险倾向；指出，盲动主义是不顾群众、不顾敌人的力量，少数个人去进攻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战斗，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盲动主义使党在群众中的地位降低。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最终使群众离开党。为此，六大要求必须继续开展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斗争。

3.制定了基本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长期摸索过程。六大专门成立了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在总结分析五大以来的土地政策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土地问题的主要特点，对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作出了原则性的正确决定。六大改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政策，提出了为保护中农的利益不强制“平分土地”、尽量使党的土地政纲通俗化等方针。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对动员、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保卫革命成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六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土地革命过程中，既认真贯彻执行六大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又根据新的实践，修正、丰富和发展了六大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地区五一村的一座旧式贵族庄园召开。参加会议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开幕，党的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了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会议取得了重大成就。经过24天的紧张工作，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中国共产党组织决议案（草案）》、《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大会宣言问题的决议》等16个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这使六大成为历次代表大会中形成文件最多的一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代表们认识到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大：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反对

1928年6月至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会议的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大会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问题的决议，以及修改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会议总结了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并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

六大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确定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方针的一次重要转变。

大会通过的党章，详细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并在党员管理制度和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

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以后，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中国革命出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陈独秀为什么拒绝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呢？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趁机攻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认为是他们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们应当为失败负责。斯大林为了回击托洛茨基，提出了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自己辩解，说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他们指责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来负，对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全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满，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拿他和谭平山当替罪羊。

陈独秀还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组织处理十分不满--没有经过正当的程序就把陈独秀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192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后，实际上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独秀自此便不视事”。八七会议召开时陈独秀在武汉，但不通知他到会，对他缺席审判，不给他辩解的机会。

最重要的，陈独秀认为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中国人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应当在中国进行，没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陈独秀最终没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但在六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大会已接近尾声的时候，由于汪泽楷涉及陈独秀的一席发言，又意外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汪是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至1924年10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回国，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3月至8月任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出席党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同年11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科负责人。1928年赴莫斯科，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党的六大。

在大会选举时，汪泽楷和刘伯坚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蔡和森对此事有些个人看法，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选举结束后，汪泽楷要求发言，得到会议主持者的同意。他首先声明：要说的事情，并不是轻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严重的问题。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之中有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却以为他这些话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泽楷解释说，自己和刘伯坚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不论是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一律提出。名单之中有15个工人，6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又提独秀的名字来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的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们提他。还在党内的同志，我们不可以因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说：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泽楷不依不饶。他说：望共产国际注意，不要以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来自广东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发言。他说，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苏兆征对陈独秀不出席党的六大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说：“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你为他说话，你与独秀一样。”汪泽楷马上调侃了一句：“太恭维了！”

瞿秋白发言，认为汪泽楷的话没有意义，不必讨论。

来自湖北的向忠发发言说：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给了大会什么影响？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是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没有！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应该来！

张国焘说，汪泽楷说话的内容可以不究，态度实在不对，他提议大会给予汪警告。

其后发言的李子芬认为，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他严厉地指责汪泽楷的发言，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他说：“独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众并没有丢开他，他有功绩，可是不能以此掩盖错误的责任。”他批评“汪泽楷到大会上来捣乱，实在不对”。

李子芬发言后，王若飞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王若飞与陈独秀交往较多。他1925年4月从苏联回国后，先后以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指导河南地区党的工作，后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2月到上海，11月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任务便是协助中央领导人处理日常工作。也正因为与陈独秀的关系较为密切，周恩来曾和他一起去动员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六大，并说明是共产国际的要求。

王若飞说，对于汪泽楷的发言，同志们说了很多很好的话，但“对汪的批评可说是太过”，太动感情。他说，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负责，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而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因为陈独秀可以改正错误，继续工作；同时，党内选举，允许每位代表发表意见，怎么会觉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飞指出，叫陈独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赞成会上有同志对汪泽楷的批评，并声明他“并非为汪辩护”。

当王若飞讲话时，台下有人要他停止说话。会议主持人宣布停止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附议没有？台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见此情况，刘伯坚主动提出也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大会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关于这件事，王若飞后来回忆说：

“中央曾要我帮助陈独秀赴莫，说国际如何爱护他，希望他去。陈的回答是‘八七会议’、‘十一月会议’批评他的错误，却不要他参加，不要他发表意见。他以为到莫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他虚伪表示承认国际路线的正确，承认他过去领导的错误，但不赴莫。任凭秋白、恩来同志如何苦口相劝，他终不走。”

“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这种说法的虚伪与错误，而反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

其实，六大没有选陈独秀进中央委员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处理方法。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但是，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过去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大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可是我们党并未从此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现场，听到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后，王若飞高兴地对妻子李培之说：“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至此，17年来由于支持陈独秀而长期受到的误解解除了，王若飞终于放下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主犯”汪泽楷，因追随陈独秀违犯组织纪律，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29年他参加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抗日战争期间，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师长陈明仁）顾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参加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湖南和平解放后，曾任湖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图书馆馆长。195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3年春任武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综合资料室主任。1958年因“历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8年12月在湖北潜江劳改农场因病逝世（又一说1959年12月）。1979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为其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