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

召开背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党的五大就是在这种非常状态下召开的。全体党员期望这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大家最为关注的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

重要内容：

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纠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决定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大会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地转给农民的原则，但又将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集团身上。更为重要的是，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如何实现和发展党直接领导革命军队的问题。因此，会议虽然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任何办法。

历史意义：

大会虽然召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却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所认识、有所抵制的同志，被选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为后来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创造多少个“首次”？

武昌都府堤，一条长不足500米的老街，享有“中国第一红街”称号。

1927年4月，在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这里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党章中单列了“党的建设”一章；

第一次将严格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

第一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第一次设立中央委员会并规定其职权；

第一次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规定设立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并用一专章加以规范；

第一次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划分了等级；

第一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常州三杰

被誉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3位重要领导人。“五四”运动大潮刚刚退去，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建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克斯（今译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瞿秋白、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的张太雷相继加入研究会，研究会成立1个月后恽代英来到了北京也加入了研究会，这是“常州三杰”的首次聚首。中共五大风云际会，三人又一并当选中央委员。

瞿秋白，1921年5月在苏联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6日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1923年受陈独秀邀请回国，负责中共中央宣传工作，担任《新青年》《前锋》等党刊主编，参加编辑《向导》。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并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五大会议上，瞿秋白向代表们发放他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他与陈独秀、彭述之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原则性的分歧。汉口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恽代英，1913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后担任该校附中教务主任），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湖北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1920年至1921年，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并出版刊物《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湖北党组织机关刊物），成为长江中游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国共合作期间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并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张太雷，1920 年即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党组织，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张太雷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使者。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代表中国共产党首次庄严致词，他提交大会的书面报告是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珍贵文献。1927年4月，张太雷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八七会议后被派往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准备发动广东全省的武装暴动。作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起义战斗中被敌人枪击阵亡，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献出了29岁的年轻生命，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战斗第一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中共五大后，中共湖北区委于5月中旬改组为中共湖北省委，6月初制定了《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之策略要点》。6月8日，张太雷在《向导》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省委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为挽救革命作最后的努力。在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立场逐渐由“拥共”转为“反共”，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艰难道路。

五大第一次规定创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党内民主不健全，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下重视发展党员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不免混进一些不纯分子，虽然人数不多，却严重影响着党的声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党内监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苏联共产党设立监察委员会的经验，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五大以前，党内监督权由中央及地方各级执行委员会直接行使。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之后，这一机构便在中央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成为根本制度固定下来。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 人组成。10人中，蔡以忱、许白昊是湖北人。有8人先后牺牲，6人在1927 年至1928 年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人在战争年代下落不明，最终仅1人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由于委员们大多过早地在革命中英勇牺牲，还未来得及投身于党的纪律建设事业，导致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后来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

1927年6月1日，根据五大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通常称为五大党章）。当时大革命处于低谷，五大党章是我党历史上唯一一部不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而是在之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党章。五大党章首次设立“监察委员会”专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规范了党内纪检监察机关的设置和职能，提出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为“巩固党的一致及权威”，这是我党从制度上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首次规定。同时，党章中既有纪律专章，又有纪律检查机构专章，从制度上实现了党的纪律建设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实施维护的目标。

另外，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其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地应用”；而五大党章中，纪律一章的六条内容里，有五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如：强调了要执行党部机关的决议、对不执行上级机关决议的纪律处罚、决议形成的基本原则及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决议提出抗议的程序等，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中共五大：修正党章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

追随共产国际的脚步，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定期选举产生权力”“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严格纪律”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被写入首部党章。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党组织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章程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民主集中制的优势是把党员组织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然而，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复杂和“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践并非一帆风顺。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堪称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会议依据批评和自我批评、少数服从多数、“既弄清思想、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和“民主票决”等原则，集体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务、重大原则、重大路线方针与政策，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

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需要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深刻的理论认识。1937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七大、八大都把这一概括写入了党章，从而把党内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确立下来，把党的组织纪律性与党员的创造性结合起来。

中共五大为什么没有能够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此时正是大革命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但是，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没有承担起挽救革命的重任。

会上，陈独秀代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中涉及了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此书。代表们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此外，大会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民主独裁”的阶段，“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纲领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他们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地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却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给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土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迁就的态度，使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成了一纸空文。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具体的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中共五大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雷晓晖：中共五大代表，四川青运和妇运的创始人

雷晓晖，原名雷兴政、雷志烈，中共五大代表，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四川青运和妇运的创始人。1905年1月出生于安岳县城桂花巷，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父亲刚毅正直的影响，她从小就追求进步思想，不缠脚穿耳。

13岁时，雷晓晖就读于县立女子蚕桑传习所。所长“男女平等”“实业救国”的思想深受学生拥护。后来，该所被当时的政府下令停办，雷晓晖在进步教师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护校运动，赶跑县长。

1922年6月，年仅17岁的雷晓晖在省立一女师读书时，成都爆发了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的学生罢课游行请愿活动。为了扩大声势，李硕勋、阳翰笙受四川学联总会派遣到一女师联系，雷晓晖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与李、阳接洽，从此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不久被开除。
随后，雷晓晖转到重庆省立女师读书，受到肖楚女的教育和影响，思想更加活跃，继续投身于重庆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学生运动。
1925年5月，经李硕勋电邀，雷晓晖到上海报考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上海大学，8月被上海大学社会系录取为特别生，直接插入二年级，与李硕勋、阳翰笙同班。10月，经李、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为中共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雷晓晖参加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26年1月，雷晓晖回到重庆，中共四川省地方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安排其任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长。她积极组织和发动妇女，组建了“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把重庆的妇女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8月，雷晓晖被选举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万县惨案发生后，她参加了“雪耻执行委员会”，由于斗争激烈、工作繁忙，未能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广州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妇女代表大会。

1927年1月，雷晓晖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汉，与昔日的革命引路人和挚友李硕勋、赵君陶并肩战斗。当时，李硕勋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赵君陶任湖北省妇女协会宣传部部长，雷晓晖任汉口市妇女协会宣传部部长。雷晓晖大力组织妇女开展反帝反军阀的运动，由于工作出色，1927年初，雷晓晖与聂荣臻被湖北选区选为党的五大代表。4月27日至5月9日，她在武汉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形势十分危急，雷晓晖再度转移到重庆。这时，重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杨闇公等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为防不测，她将原名雷兴政改为雷志烈，意在革命意志更坚更烈。

雷晓晖到重庆后未能与组织联系上，便辗转至宜宾，被安排为宣传部长。1928年初，中共早期党员杨衡石聘请她到潼南县双江镇教书。他们一起建立了潼南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双江支部，杨衡石任支部书记，雷晓晖负责宣传。下年，雷晓晖到广汉女中任校长，10月，参加了震惊敌胆的广汉兵变。此后，她遭到敌人的追捕，无法在成都、广汉开展工作，又回到了重庆，并将雷志烈改为雷晓晖，意在盼望革命朝晖早日照亮祖国大地。

1932年，雷晓晖身份彻底暴露，只有隐蔽在家，替人织毛衣挣钱糊口。9月，赵君陶拖儿带女来到重庆，举目无亲，生活困难。雷晓晖知道后，将赵君陶及其儿女李鹏、李琼接回家中，共同生活了6个多月才分开。

40年代雷晓晖在广安时，广安党组织得到重建，她恢复组织关系后，更加努力地工作，组织了“乙酉学会”，出版《言荃》刊物，揭露和抨击社会丑恶现象，团结社会进步力量，为迎接广安解放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雷晓晖于1950年2月任广安城关区第一小学校长，后到广安师范和广安二中教书，当选为几届区、县人民代表。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四清”时又被清洗回家。

1979年，党中央开始在全国纠正冤假错案，她给远在北京的聂荣臻和阳翰笙发去了信函。很快，中组部批示，承认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1927年担任中共五大代表，享受省部级待遇。2005年1月8日，雷老因病在南充去世，享年100岁。

中共五大的四个关键词

01关键词一：组织壮大

中共四大以后，由于革命迅猛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很快，从四大的994人猛增到五大时的57967人，增加了57倍之多。这次会议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弱小的政党发展成为在中国革命中不可忽视的、起重要领导作用的政党。

02关键词二：监督执纪

1927年5月9日，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代表了党内制度化监督执纪的发端。在这次会议上，王荷波、杨匏安等7人当选为中央监委委员，杨培森等3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委委员。此外，这次会议还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并将其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

03关键词三：民主集中

一个政党如何决策，党员如何正确有效行使权利，事关政党兴衰。中共五大第一次正式确立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提出，党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规定：“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解决以前，完全自由讨论之”。这项制度把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正确实行集中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可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

04关键词四：革命牺牲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五大开幕的第二天，于北京不幸被害；在其他中共重要领导人中，萧楚女、熊雄在开幕前夕于广州被捕就义。此外，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十名首届中央监委委员、候补委员没有一名叛徒，其中8人相继牺牲。8名烈士中，有6人牺牲于1927年或1928年。其中，任职时间最短的萧石月，在仅仅当选19天后就光荣牺牲。他们，用热血与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比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