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召开背景：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国内的革命形势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局面。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低落的工人运动逐步恢复，广东的农民运动得到发展，革命军队因黄埔军校的创办建立起来，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不断扩大。与此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分化日趋明显，统一战线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日趋尖锐。为了总结国共合作建立后的工作经验，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准备，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重要内容：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强调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为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并决定将原党章中有5人以上方可组织小组的规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

历史意义：

大会对党在当时要解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和回答，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表明，此时党已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钟英”两次发出通知

1924年11月底，一位学者模样的外国男子身裹大衣，又一次来到上海。这名中文名叫吴廷康（俄文名为格里戈尔伊•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的俄国人，此次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华，负责指导中共四大的召开。

维经斯基被称为共产国际的“中国通”。他与陈独秀、彭述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起草中共四大的所有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三人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

1924年8月和9月，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两次发出筹备中共四大的通知。原定于11月开会，但是组织人员困难重重，大会最终推延到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举行。会议的地址选在上海通往吴淞的铁路旁，离北四川路不远的华界（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一条短而窄的弄堂。那时，已近农历除夕，此处地点比较偏僻，不易被人察觉。

四大，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党员994人。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中共四大议决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议决案指出:中国民族革命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

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议决案强调,“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这个议决案和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不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参加中共四大的彭述之称:“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

现在看来,中共四大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当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中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对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认识清楚。

但是,中共四大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正是中共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才有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运动的掀起,进而拉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中共四大首创性提出多个理论

中共四大的召开，比原计划时间推迟了两个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开始。但合作过程中，两党矛盾日益凸显。种种原因令中共四大召开时间拖延至11日到22日，为期12天的会议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涌动着令人振奋的春潮。大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新的中央局，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这次秘密会议通过了多项文件，还首创性地提出多个理论：

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中国民族民主运动发展，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不解决农民问题，都是不可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

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规定“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个支部”。

第一次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沿袭至今。

中共四大：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

1925年1月，上海虹口，在淞沪铁路旁一座石库门建筑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首次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成为党重视并加强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

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地域分布有限，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处于起步阶段。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明确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

虽然中共二大首次提出“支部”概念，但并未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地方支部”更近似于地方党组织，而“组”则处于党组织的最低层级。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随之，大多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大发展。但由于忽视了自身建设，共产党组织发展减缓甚至停滞。据统计，从三大到三届一中全会，近半年时间里党员增加不过百人，部分地区甚至有所减少。与此同时，国民党内反对“容共”的声音从未消弭。

为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首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   

“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大会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初步奠定了党的支部制度基础：

一是规定了支部的设置原则：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

二是规定了支部的职责任务：支部的工作，不能仅限于教育党员，吸收党员，并且在无党的群众中去煽动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俱乐部、劳动学校、互助会。

三是规定了支部的领导方式：每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

四是规定了支部的活动方式：各支部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之。但已分成小组之支部，其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一次，由小组组长召集之；支部全体会议，至少每月举行一次。  

中共四大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功实现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伟大跨越。到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已经发展到57967人，党内不少优秀人物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都是这段时间入党的。

自中共四大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以来，支部作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支部建设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随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持续释放着新的耀眼光芒！

中共四大与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

四大之前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认识

民国伊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就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一起传入到中国来，彼时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如“阶级”、“剥削”、“压迫”来讨论中国妇女问题，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序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妇女问题曾经被提及,只是政党成立初始,残酷的外部环境下各种问题纷繁复杂,关于妇女解放的议题的优先级只能降低,于是“决定交未来的中央处理”[1]。

中共二大出台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理，阐明了无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不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总体目标，指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2]。中共二大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开始确立的起点。

中共三大出台了两项直接涉及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和《关于劳动运动的决议案》，对妇女运动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妇女运动主要分为一般妇女运动和劳动妇女运动，同时肯定了劳动妇女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与意义，表明了中共开展妇女运动逐渐精细和专业。

四大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贡献

广大工农妇女是妇女运动的主力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女工群体看作是妇女运动的主体，正如李大钊所言：“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3]中共四大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着重提到农村妇运问题,要求中共各地党部在开展妇女工作时“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

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真正实现妇女解放的路径

中共四大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指出：“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包含在整个被压迫的民族之中，时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宰割，我们的责任是领导一般妇女运动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要素”。[4]鼓励并带领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是中共从本国国情出发得出的实现妇女真正解放的途径,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成果，开启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的历史起点，将妇女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

培养妇女干部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保障

数千年的封建束缚与社会压迫导致中国女性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亟需大量高素质的妇女运动干部对其加以引导。培养妇女运动干部的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其中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即是大力发展女党员。四大《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之所以要求各地注意发展女党员,正是从培养教育从事妇女运动的妇女干部的角度出发,因为“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着手”。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相关机构或者社会上的各类妇女团体的名义在广州、上海、湖北、湖南、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大量的妇女补习学校、工人夜校等。各地的妇女培训场所较为严格地遵从了中共中央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既有效地实现了各界妇女的联合,也培养了妇女人才。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妇女解放纲领,并在不间断地实践运动中利用多种渠道广泛地加以宣传。中共四大之后的妇女运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进入新的阶段,体现在中共找到了中国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包含农村妇女群体在内的劳动妇女;继续践行了实现妇女真正解放的路径——参加无产阶级革命,彼时体现为参加国民大革命;认识到培养教育妇女干部的重要性等方面。虽然彼时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这一崭新的思想理论在认识上尚有不足,但从形成发展史角度看,中共四大立足于对彼时中国革命性质、前途的考量,充分认识到中国妇女运动的地位与作用,有意识地将马克思妇女观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之前妇女运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深刻影响了此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中共四大上异军突起的彭述之

彭述之是谁？有多少人知道很难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共四大前后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中共四大上，彭述之成为一颗迅速崛起的“政治新星”，成了名副其实的仅次于陈独秀的中共第二把手。

这颗中共四大产生的政治新星为何如流星般划过上空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位中共早期的活动家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

季诺维也夫眼中的“老夫子”，留苏三领袖之一

彭述之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隆回县，家乡离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的故居不过十数里地。1919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彭作为中共最早党员之一被派往苏俄留学，先后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因从小接受私塾教育，彭述之精通四书五经，又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善于引经据典。彭述之著作颇丰，口才也好，擅长演说，有会必讲，滔滔不绝。在苏期间,他担任中共莫斯科支部书记，很受重视，连苏俄负责第三国际工作的季诺维也夫也称他为“老夫子”。

留学莫斯科期间，彭述之非常活跃，与瞿秋白、罗亦农被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1922年1月,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彭述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李大钊一同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同年8月，彭述之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讲授唯物史观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但主要精力是协助陈独秀主办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与《新青年》杂志。因为直接受陈独秀的领导，逐渐成为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

中共四大上的重要人物，地位直线上升

1924年12月初，正当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彭述之被中共中央指定参加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随即他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一系列文件。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起草委员会内部在某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彭述之与陈独秀都认为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二者并无分歧；维金斯基则持异议，他认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维经斯基也承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观点。

在这场民族革命即国民革命到底由哪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彭述之认为“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他批评中共“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此之前，彭述之曾专门为《新青年》撰写了一篇文章《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客观地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之必然的领导者。

在产业工人能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上，彭述之也是支持的态度。据他本人回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代表、大会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大会审查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关于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大会最后选举了由9人组成的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彭述之为其中之一。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后称部长），后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这五人中，蔡和森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后，暂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直至1927年才回国，张国焘经常不在上海，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便由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主持。据彭本人回忆：“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可见，其筹备、参加中共四大确是辛苦。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思想发动和马列主义宣传，所以在中央局五名成员中，以彭述之为首的三位领导人是做宣传工作的，由此可见其地位和责任之重。彭述之由此一跃成为中央领导人，名副其实的“二把手”。他对未来党的前途充满憧憬：“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900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1000党员，并且党员中公认已占50%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直到晚年于海外时，彭还为这段经历而自豪。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在其回忆录中分析了彭述之异军突起的原因：“彭述之，这是一个新人物，未回国前，国内党员不认识他，党外的人更不用说。他从未参加过群众运动。他在领导机关代表什么力量呢？原来他是国际派来的同志，代表当时的国际路线。他未经大会选举就参加中央会议，担任宣传部长。”

《向导》周报的主编，拒绝刊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时期，《向导》周报一度改变了编辑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作为党内负责宣传的最高领导人，彭述之拒绝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然而陈独秀等人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毛泽东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陈独秀将之搁置，不予理睬。瞿秋白看了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在瞿秋白的争取下，3月12日，《向导》周报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毛泽东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还不许《考察报告》在《向导》上继续刊登。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陈独秀路线的拥护者，最终分道扬镳

1926年是中国革命的多事之秋。作为中共当年主要领导人之一, 彭述之深深地陷入了旋涡之中。1926年3月20日,广州发生了著名的 “中山舰事件”。为反击蒋介石,限制他的权力的膨胀,陈独秀召集中央会议,决定采取四条对策,其中之一是在广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六人组成,彭述之为书记。陈独秀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并派彭述之与妻子陈碧兰带着中央批示坐船从上海去广州落实。

几乎就在同时,广东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于4月29日带着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回到了广州。鲍罗廷是中国大革命时期一位传奇人物,1923年9月,鲍罗廷作为苏俄政府和苏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的代表到中国,不久被孙中山先生聘为国民党特别顾问,权力极大。当时,苏共中央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坚决主张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后者占了上风。彭述之关于共产党集体退出国民党的方案还没有实施就遭到鲍罗廷的压制。鲍罗廷甚至提出:此时此刻“共产党员应该是国民党的苦力”。彭述之广州之行一无建树,只好带着陈碧兰于6月初悻悻返回上海。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入高潮。但是陈独秀和彭述之依然抱着“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对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变通和驾驭的能力。中共中央执委在上海召集一次重要会议,专题讨论北伐。陈独秀提议反对北伐,彭述之随即表示支持。但执委中张国焘和瞿秋白反对,最后进行表决,以2票对2票不相上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中共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通告,公开表示赞同北伐。这对陈独秀、彭述之而言,无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1926年底,苏联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华,指导中国革命。他们在武汉与鲍罗廷商议后,一致认为中共党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支持北伐上。他们要中共党内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撰写文章,反对陈独秀路线。正如这三位苏联代表1927年3月递交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陈独秀在中共党内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换领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对彭述之来旁敲侧击陈独秀”。于是瞿秋白以“身体不适,需要休养”,向中央请假,悄悄上了庐山,开始撰写“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

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此前瞿秋白撰写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已在党的代表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中广为散发,五大开幕式的会场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这本7万余字的小册子。这本原名为《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什维克主义》的小册子,洋洋洒洒点名罗列了彭述之的17条错误。

1928年4月,彭述之因坚持右倾错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同陈独秀等人结成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组织活动，同年11月被党中央开除党籍。彭述之和陈独秀围绕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等问题，两人之间产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后由分歧转为完全对立，最终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