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方法

召开背景：

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此时，成立才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仅420名党员，还是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但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此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反动军阀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走向低潮。在严酷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战胜强大敌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

党的三大开始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探索。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目前可查实姓名的有38位，汇聚于此。他们有的着长衫，有的穿西装，有的穿学生装，平均年龄29.8岁。“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翻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字里行间透露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对使命的担当。

重要内容：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

历史意义：

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中共三大的“八个首次”

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相当薄弱的历史阶段，中共三大正式确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有力推动党和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党建设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新起点。通过会议上的“八个首次”，中共三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首次修订党的章程。从中共三大起，入党介绍人增加至两人。

2. 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以纲领文献形式阐明党的指导思想，首次以纲领文献的形式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并将“国民革命”写进党纲。

3. 首次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首次以法规条文规定中共中央组织结构。

4. 通过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在春园的办公室，毛泽东起草了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农民积极参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5. 首次在党代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唱《国际歌》的传统，就是从中共三大开始的。

6.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为忙于学校的事务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二大、四大的时候，陈独秀有参加，而李大钊均没有参加。中共三大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唯一一次共同出席的党代会。

7. 李大钊唯一一次参加过的党代会。到中共五大开幕的时候，李大钊已入狱20多天，不仅无法赴会，还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时年38岁。

8. 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1923年6月19日，中共三大选举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得票最高，有40票，毛泽东当选9名执行委员之一。

三大：一个充满争议的会议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短短9天会期，有3天都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这次会议曾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反对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全体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广州，就是来参加中共三大。他积极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也不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中共三大就是一个充满争论的会议。”曾庆榴表示，中共三大是党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指名道姓地批评，当然也有自我批评。

当时，蔡和森与向警予夫妻二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经常是从会上争论到会下，甚至回到住处仍然继续争吵。而同住春园的毛泽东则成了劝架的“和事佬”。

最终，大会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虽然大家有争论，但最后能够坚决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只有凝心聚力，我们党才能发展，事业才能进步。”杨琪说道。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党内合作”的评价是：“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党的三大的重大历史功绩。”

三大：毛泽东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开端。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

闹中取静的恤孤院路，在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显得独具一格。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掩映在婆娑绿荫之中，这里正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整面浮雕墙。纪念馆内的复原场景中，9位中共三大代表正围坐在长桌旁开会，身着米色西服的陈独秀站立演讲，毛泽东手执毛笔，侧耳细听。

时间回到98年前。1923年6月初，广州已进入盛夏。

一个身穿蓝布长衫、操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悄悄从上海乘船来到了广州。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广州。这一年，他刚好30岁，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与他前后抵达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地的党代表和工人运动领导，如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向警予、徐梅坤等。他们大多在半月前已接到秘密通知，是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会议的。

当时的广州东山区（现已并入越秀区）还很荒僻。为了安全，负责筹备会议的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恤孤院路31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

此时，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刚刚失败，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残酷的现实，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因此，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好革命的策略问题。

对于如何推进国民革命，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早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国民的革命意识会日趋强烈。对于共产党来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分阶段，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要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实行国共合作。

在大会发言中，毛泽东依据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注意团结各方人士的经验，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毛泽东的这番话，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中共三大报告中，陈独秀在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后，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

从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通过了12份正式文件，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同时，大会选举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为中央局秘书，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

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的策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重视团结各方力量，这也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新时代的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需要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到底是谁？

根据当年辗转传到前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党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秘书，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共识，且广为人知。但上述学者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该学者还认为，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由此，得出结论：“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事实究竟如何呢？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中共中央第五号通告》复印件揭开了谜底。上面清楚写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五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引者注)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三大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事实上，他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事实也证明，党的三大后，全党组织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

三大后黄埔军校的建立

1921年（辛酉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

1924年，在国共两党首度携手合作、国民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孙中山先生高瞻远瞩，视“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其校址设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岛，简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建立的目的是为国民革命训练军官，孙中山先生希望通过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曾致词：“我们开办这个学校，要用里面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创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才能成功。”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建立军官学校选址于广州黄埔。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在此过程中，蒋介石曾辞去军校筹备委员长一职。

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中成了培养抗日官兵的大本营。各期毕业生都一律开赴抗日前线参战。抗战胜利后军校改制，于中国国民党名义上移交军队于国家后在1946年元旦后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名义上国有化隶属陆军总部，校长蒋介石改任名誉校长，由关麟征升任校长。

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到1949年底学校停办，在大陆共办了二十三期，若包括台湾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至今已七十八期，在大陆时期其毕业生包括各分校、训练班在内，计有41386人。名将辈出，战功显赫，扬威中外，影响深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显赫地位。而昔日的黄埔军校旧址于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埔军校建立以来，以孙中山的“创造革命军队，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宗旨；以“亲爱精诚”为校训；以培养军事与政治人才，组成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实行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大革命为目的。

一方面积极进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一方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方针，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

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讨论党纲草案；二、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9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担任秘书，首次进入党中央领导层。

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

党的三大结束的当天，全体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大会闭幕。从此，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奏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传统。

党的三大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进入大革命时期的里程碑式的大会，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的高涨，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大会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问题和军队问题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

中共三大与统一战线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谨慎思考，确立了党的方针路线，即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全体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与中国共产党二大会议所确立的方针路线有所不同。究其原因，由于当时国民党拒绝了共产党的党外联合意愿，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进行谨慎分析后，及时调整了党的方针路线，以“党内合作”代替了“党外合作”。

促成这一转变的内在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方面，当时的共产国际组织十分赞同这种合作方式；二是国内方面，国民党对于“党外合作”表示明确的不赞同，这是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人怀着对革命的极大热情，选择牺牲党的利益，毅然接受了这种不甚合理的合作方式。然而，从历史的大势来看，中共三大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革命现状而提出的，在解决中共建党初期国共合作分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提升党的凝聚力，统一党的认识。

统一战线理论的完善是随着共产党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形势而不断调整的。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之前，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控制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护法运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随着共产党在中国的成立，在对国民党的方针路线上，党内有不同看法，但基本的看法是，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在中共一大的路线方针草案中，明确了不与其他政党结盟的发展策略。在此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通过对当时中国南方的革命事业进行广泛的实地调查之后，他认为国民党在南方有着很深厚的执政根基，受到了当时南方市民的拥护，因此，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国共两党联合的意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属于小党，而国民党已经是一个大党，因此国民党高层对于党外合作的方式表示拒绝，而更倾向于党内合作的方式。国民党的这一表态引起了党内同志的广泛争议，有不少同志都表示了不满。因此，在中共二大中，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大多数人对党内合作的方式表示赞成，通过了相关草案。

由于国共合作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人对此问题十分重视，在党内不断进行讨论，在多方磋商以及谨慎思考下，中共党人再次做出了让步，同意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这并不代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真正形成。1923年1月，由于共产国际组织对于国共合作极端重视，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极力倡导党内合作的方式，随着国际形势以及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对于党的发展的重要性。中共三大所确立的“统一战线”方针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进程也证明，中共三大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是带领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我们在看到中共三大革命统一战线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深刻领会其背后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新时代灵活应用这项法宝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其一，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国共双方的合作，是两大阵营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信任关系、实现精诚合作的关键。在新时代，我国要正确把握统一战线的内涵，以政党合作为中心，巩固与发展爱国精神；同时，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化完善与贯彻落实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夯实与巩固政党合作基础，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二，革命统一战线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种解决国共合作问题的重要路径，是我国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国落实改革开放任务的重要法宝，仍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深刻认识国情，要遵循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结合中国实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三，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诸多曲折，只有牢牢把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夯实统一战线的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右倾投降主义日趋明显，加之当时共产党未能认识到领导权的重要性，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中共三大代表人数有多种说法？

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据有关著作和文章中记载，基本上有以下几个说法： 一是代表20人。见1938年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二是代表27人。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材《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三是代表30人或30余人。最早见1954年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学大纲（初稿）》，其后从1955年到1962年的大部分党史出版物中，多数都取此种说法。四是“17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并附注说：“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17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17人。”

根据我们目前看到的两份有关三大代表人数较早的资料，对于上述几种不同的说法作一初步的分析。一份文字材料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中共的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份历史档案。原件是俄文，没有注明写作日期和作者，根据内容推断，这份文稿是1923年6月三大后不久写的，很可能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文稿中提到：“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30多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有发言权的10余人。”另一份材料是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的时候根据当事人回忆写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这份材料中说：“到30人，有代表权27个”，同时，列有参加三大的22位代表名单，没有将代表名单列齐。这也是由苏共中央移交过来的历史档案材料。这两份材料所记述的三大代表具体情况是有出入的，但是，对于出席三大代表的总人数，30人或30余人的提法，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第一个材料说“有表决权的19人”，第二个材料说“有代表权的27个”，看起来似乎不一致，但“代表权”和“表决权”是两个概念，含义是不同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或临时会议之代表人数，每地方必须派代表一人，但人数在四十人以上者得派二人，六十人以上者得派三人，以上每加四十人得加派代表一人。每地方十人有一票表决权。未成地方之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令其派出代表一人，但有无表决权由大会决定。”这就告诉我们，不是所有参加会的代表都有表决权；有代表权的人不一定就有表决权。有代表权的代表必然要多于有表决权的代表人数。两份材料中一个说的是表决权19人，一个说的是代表权27人，两者虽不一致，但是也不一定矛盾。

根据以上材料的分析，还不能具体地确定出席三大的有代表权、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人数，但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30人是可以肯定的。有的材料提到“有代表权的27个”，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