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召开背景：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地方分别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此外，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当时叫法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则称共产党小组或支部，由于它们性质相同，因此，后来统称它们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由于当时革命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临时租借的私立博文女校内。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7月底，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等，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做向导，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再从狮子汇渡口登上渡船到湖心岛，最后转登王会悟预订的游船，并在游船中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船上，中共一大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重要内容：

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党的组织方面的规定为，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等。

历史意义：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有了战斗的司令部，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革命从此焕然一新。

党的纲领

一、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二、我们党的纲领如下：   

1 .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 ．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 、联合第三国际。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四、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以前，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五、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如下，被介绍人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大多数党员同意，始得成为党员，如果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必须经执行委员会批准。   

六、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应保守秘密。   

七、每个地方，凡是有党员五人以上时，必须成立委员会。   

八、委员会的党员经以前所在地的委员会书记介绍，可以转到另一个地方的委员会。   

九、凡是党员不超过十人的地方委员会，应设书记一人；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超过三十人的，应由委员会的成员中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下面将要说到。   

十、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最严格的监督。   

十一、（遗漏）

十二、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十三、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过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应委派十人参加该执行委员会，如果这些要求不能实现，必须成立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下面将要更加详细地阐述。   

十四、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能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十五、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同意，始得修改。

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的不同命运

陈公博（1896—1946），1922年即宣布脱党，投靠汪精卫。1926年，陈公博在汪精卫的提拔下，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一直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在蒋介石政府中，地位虽高，却没什么权力。

1940年，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了汪伪政府，陈公博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甚至在1944年底，汪精卫死后，担任了伪政府的领导人。直到1946年，才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周佛海（1897—1948）,1924年脱党，很快也成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1938年，汪精卫逃离重庆，投靠日本，周佛海即是直接策划人。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关押至死。

张国焘(1897—1979)，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学生领袖，参加革命后，又成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自持兵强马壮，另立中央。其分裂活动失败后，于1938年投靠国民党，成为反共活动。1949年逃亡香港，1979年，客死加拿大。

李达（1890—1966），1923年因与张国焘、陈独秀矛盾，脱党。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是教育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称其为理论界的鲁迅。

李汉俊（1890—1927），1924年因与张国焘、陈独秀的矛盾，脱党。中共一大的会址即是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的寓所。脱党后，一直在湖北教育界工作，1927年曾做到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保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2月，被桂系军阀以“赤色分子”杀害。

刘仁静（1902—1987），是1927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解放后，在北师大任教。

包惠僧(1894—1979)，1927年脱党，在国民党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病逝。

王尽美（1898—1925），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英年早逝。

在革命中牺牲的有：

邓恩铭（1901—1931），接替王尽美任山东省委书记，1931年被杀。

何叔衡（1876—1935），在中央苏区任内政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1935年壮烈牺牲。

陈潭秋（1896—1943），中央苏区中执委委员，红军长征后留下领导游击战争，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

从一而终，一直坚持留在党内，且坚持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毛泽东自不必说，董必武（1886—1975），从始至终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开创者和建设者，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

13位代表，叛党者3人，脱党者4人，病逝者1人，牺牲者3人，坚持到新中国成立的，仅仅只有两人！就是这两人，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成这盛世中华！

中共一大为何紧急“转场”？

会址设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晚8时，13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到会场。会场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旁放着十几把椅子，代表们围坐在四周，大会就这样正式开始了。

7月23日，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张国焘报告会议的筹备情况，提出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制订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会前，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等曾就党纲和政纲进行过几次商讨。李汉俊指出，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的社会党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两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在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出决定。他还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尚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手研究和宣传工作，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议会。李汉俊的观点遭到了刘仁静的反对。刘仁静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因此，刘仁静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存在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做准备。由于起草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党纲和政纲的草案实际并没有起草好。

张国焘讲完话后，由共产国际代表致词，李汉俊和刘仁静翻译。马林致词的大意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目前中国党基本是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工人成分太少，因此党要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科尔斯基也讲了话，他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然后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处的情况，并建议中国共产党将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发言完毕，时间已不早了，当天的会议便告结束。

7月24日，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由代表们汇报各小组成立的经过、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由于各地小组成立的时间不长，党员人数不多，开展的活动也有限，所以各小组的报告都不长。

7月25日、26日，大会休会两天。由于李汉俊和刘仁静之间的分歧，会前没有起草好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马林建议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组成一个起草委员会，起草这些文件。

7月27、28、29日，大会讨论起草委员会拟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与会代表对党纲和决议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确定以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名。此前，陈独秀对这个组织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征求意见。李、张一致认为，新组织叫“共产党”好。

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份都应保守秘密”。

7月30日晚8点多，代表到齐了，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李汉俊作为屋主没有离开，陈公博也自愿留下来陪李汉俊。

代表们离开会场不久，一个法国巡捕带了一批便衣密探围住了李家，先将李汉俊和陈公博监视，并问房子的主人是谁，李汉俊承认自己是房主。然后，警探们在房间中搜查。搜了一个钟头，没有找到什么可疑之物。其实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份党章草案，大约是因为写在一张薄纸上，又被改得一塌糊涂，警探们认为不过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竟没引起注意。

代表们意识到会议已引起了租界当局的注意，不宜再在上海继续举行了。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浙江嘉兴人，她提出嘉兴离上海不远，有火车直达，只需一个多小时的旅程，且嘉兴的南湖风景优美。如果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到她的家乡去，利用游湖的名义继续开会。

当天晚上，李达就让王会悟到上海北站了解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一早，代表们便分两批出发。广州代表陈公博受到惊吓没有去，所以南湖上的会议只有12人参加。

7月31日上午8点多。代表们到达嘉兴，先在张家弄的鸳鸯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洗脸吃早饭。王会悟雇了一艘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总共8元。代表们上船开会时，已是11点多钟了。

据王会悟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并有一只小汽艇，当时看到疑为政府巡逻，曾引起警惕，临时休会，后来知道是私艇才放心。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代表们在船上讨论了些什么呢？据包惠僧回忆，中饭之前，通过了党纲和劳动运动计划，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饭后讨论大会的宣言，这个宣言总共千把字，大体上是按照《共产党宣言》写的。据李达回忆，这个宣言并没有发表，而是交给了陈独秀。陈将之放在包里，后来不知下落。

红日西沉的时候，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会议决议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由三人组成中央局。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和党的创立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代表们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未返回上海前，由周佛海暂代。同时推选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议在齐呼“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中闭幕。

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既然中共一大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的7月23日，但每年为何要将7月1日而不是把7月23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其实，7月23日作为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是后来党史工作者考证的结果。至于中共一大具体是哪天召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很清楚。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领袖是毛泽东。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论著———《论持久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将每年7月1日确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是1941年6月。当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延安档案部门的同志专门去查阅了我党的原始档案资料。但在查阅过程中发现，因为战争年代，中共一大的多数原始档案在多次转移中散失了。

于是，档案部门的同志又专门去访问了当时在延安的、参加过党的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请他们帮助回忆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加上个人的记忆有限，他们只记得是1921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但具体哪一天记不清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41年6月30日专门发布了《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明确地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亢慕义斋是个什么斋？

100年前的8本书，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印章是六个字——“亢慕义斋图书”。

“亢慕义斋”，看上去是一个书斋的名字，它在哪儿？为什么叫“亢慕义斋”？为什么回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要从“亢慕义斋”说起？

一份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

《启事》里说，“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它的发起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触动了黑暗中国的一批警醒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将记住这个喜欢留两撇黑胡子，戴一副圆框眼镜的中年人，他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而成立这个研究会，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这个研究会，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

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

这，就是“亢慕义斋”的由来。

从“亢慕义斋”向东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从红楼落成后就在这里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的最东侧。

一楼还是图书馆阅览室的所在地，1918年毛泽东就是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

紧邻北大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住着李大钊的北大同事、好友陈独秀。另外，这个院子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就在《新青年》杂志的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他的重要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学说做了相当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

在各种思潮涌动的1919年，马克思主义之火终于被点燃。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这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虽然不完整，却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20年春节前夕，李大钊掩护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曾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0月下旬，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1918年，李大钊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也许他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一个浸润过“亢慕义斋”油墨香的政党即将开始血与火淬炼的伟大征程。

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故事

山东革命运动的先驱者王尽美同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并在运动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0年3月，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到北京大学联系学生会工作时，接触到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外埠通讯会员。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创办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励新》为其学会刊物。《励新》刊登的文章，以揭露社会黑暗、主张社会改革、倡导民众教育为主。他们还创办了《晨钟报》，宣传进步思想。

1921年春，在李大钊、陈独秀等的帮助下，王尽美联合其他同志，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此，济南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几个有共产党萌芽的地区之一。他们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组织成立了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山东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6月，王尽美和邓恩铭同时接到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通知，请他们作为济南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不久，他们又收到了一笔旅费，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寄来的，王尽美、邓恩铭决定立刻南下。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王尽美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建立的情况，并对当前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王尽美谈吐儒雅从容，意气风发，给与会代表们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坚定了王尽美为实现尽善尽美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献身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将旧诗重新改写，名为《肇在造化——赠友人》，并把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

从中共一大回来后，王尽美、邓恩铭开阔了眼界，增强了信心，同时也看到了理论准备的不足。他们回到济南后，决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补课。经过筹备酝酿，他们于1921年9月建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从上海带回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等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册子提供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山东各地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的支持领导下，王尽美在山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任书记。王尽美不分昼夜地工作，担负着艰巨的任务，担子越来越重。他开始走出学校，发动群众，积极组织工人运动，逐渐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1922年春，王尽美在济南育英中学东楼上领导并主持成立了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图为育英中学东楼

1922年7月，王尽美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这次大会第一次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目标。为了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王尽美与邓中夏、毛泽东等人，结合当时中国的现状，一起编写了《劳动法大纲》。这个《劳动法大纲》实际上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行动纲领。随后王尽美根据中央指示，在山东广泛建立了党团组织，促进了党的各项工作进展。接着，他北上开展工农运动，组织参加了京奉路全路工人罢工及开滦五矿大罢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王尽美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毫不畏惧，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在终日奔波与艰苦的生活中，王尽美积劳成疾，感染了肺结核病。在休养了一段时间后，看到革命斗争正在全面开展，特别是工人运动开始进入关键时期，他不顾身体尚未痊愈，毅然投入到革命运动中。1925年1月，他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他抱病组织了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春节前夕，王尽美病情加重，吐血晕倒，住进了青岛的医院。他对看望他的同志们说：“我是不行了，你们好好为党工作吧！我万想不到会死在病床上！”弥留之际，他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8月19日，王尽美病逝于青岛，时年27岁，是第一位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董必武为中共一大会址题词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中，有一位被称为党内“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最初选择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选择共产主义、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变化，最终找到了解救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5年10月，董必武进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这个学校当时是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宋教仁、田桐、查光佛等都是该校学生。董必武与他们来往密切，虽未加入秘密的革命团体，却赞成他们的主张，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董必武经常去美国教会圣公会附设的阅报室——日知会，思考研究当时纷纭的革命主张。恰在此时，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不久，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创刊，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在《民报》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董必武认真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认为康、梁的主张虽有其进步的地方，但终究冲不出清朝帝制统治的范围；而孙中山主张采取的革命手段，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还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适乎世界潮流的先进纲领。于是他毅然接受了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正在黄州中学教书的董必武兴高采烈地赶赴武昌，参加了武昌革命军政府，后又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董必武为辛亥革命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自此中国大有希望。但时过不久，他发现革命烈士用鲜血夺得的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董必武和武昌军政府中的大多数革命党人一样，受到打击排挤。清王朝的垮台，并未带来民族的振兴，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董必武不禁对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大失所望。他认为革命需要有新的目标，要培养懂得革命的新人才，要组织新的革命队伍。但这些如何实现？他还无法回答，于是决定到国外去学习新知识，寻求新的革命道路。

1914年1月，董必武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此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但仅有数百人，董必武毅然加入其中。他与孙中山见面，认同其继续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1915年6月，董必武曾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遭逮捕入狱，袁世凯死后才得以出狱。他回到日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认真思索。1917年夏，董必武毕业回国，又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可惜运动亦未成功。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董必武极大影响，新的思想已开始在他头脑中激荡。1919年春，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李汉俊，受其影响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以新的推动。他思考着几年来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逐渐认识到旧的革命路子已经走不通了，中国要真正实现自由解放，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了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1920年夏，董必武通过李汉俊获悉上海已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即和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董必武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在讨论关于对待孙中山的态度问题时，他反对把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称为“一丘之貉”的说法，认为他们之间有原则的不同，应区别对待，这获得到会多数同志的同意。大会在讨论了中国政治形势和党的基本任务后，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计划的决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等职。他对上海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1956年的大年初一，董必武重访了上海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当时，尽管他已七十岁高龄，但仍对革命文物的复原和保护作了细致的指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请董老题词留念。几天后，他派人送来两幅题词，其中一幅就是：“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是《庄子·人间世》中的一句话，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意思是事情开头总是简单和容易的，发展到后来，就会越来越复杂和困难。董老借用此言，是为了说明共产党人应该认识到自己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句话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期许。

“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濡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石库门外，夜色之下，“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来沉滞如常。各色洋人和达官贵人依旧纸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劳作。翻开《申报》，《粤桂最近之战局》等军阀争斗的消息日日“连载”，占据国内新闻的大幅版面。国际上，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即将开幕。当日，报上一则《太平洋会议与中国》的消息，描绘了一些人对这次会议的企盼和“乐观”——“舆情对于美国邀中国与会，大为兴奋”。

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的谢觉哉日记（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当权者不会清醒，他们正在装睡。热血的青年，主动扛起国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开的3个月前，李汉俊面对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直抒胸臆：“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眉头紧锁。

虽担心力有不逮，却仍要一往无前。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这批马克思主义的年轻追随者，即便舍弃生命，也要让种子发出芽来！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经“眉头紧锁”的李汉俊、当时年仅37岁的李汉俊，倒在了反动军阀的屠刀下。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

这是一个国运衰微、苦难深重的中国。

到底，路在何方？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对这批青年来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如同找到一盏看清时事迷局的“探照灯”、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术刀”。正当时人对“太平洋会议”抱有幻想时，李汉俊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